This essay consid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int he current era. He notes "
It can be seen here that the ris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current Chinese context is rooted in the need for the search for sound political principles and credible and achievable political values in respons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
The essay was posted to 叁會學坊, the
San Hui Fang Workshops microblog and it follows below 中国语文 only.
——任剑涛主编“政治哲学丛书”的
思想意义与学术贡献
晚
近几十年里，经济学与政治哲学蔚为显学。不仅其边界多所扩展，日益影响并渗透于其他学科，而且，其理论、范式与方法，鱼鱼雅雅，仿佛不言自明，早成其他学
科起论立说的逻辑起点。波澜所及，堪称学术帝国。其间，尤以“经济学帝国主义”所向披靡，将众多学科裹胁其中，最为显赫。其之追捧者众，不惟欧美，亦且波
及当今汉语学术，一时间，似乎学得有模有样。那
边厢，“法律哲学的政治哲学化”，蔚为时势。要不是直入政治哲学场域，德沃金的法哲学闹不出如此动静。英美学术圈子固然如此，包括刻下中国的汉语法学研究
在内，同样如此。尤其是最近十来年，政治哲学的理论性运思和宏大视野，近悦远来，救济了法哲学的局促与过度技术化，汉语法哲学在分享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
理论资源和研究进路之际，一脉辗转，致思公义，铺排意义秩序，乃致“法政哲学”连称，极大拓展了论域和视野，造成了一个小型的“政治哲学帝国主义”现象。经
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好解释。毕竟，其思其虑，好德好色，跟投入产出相连，围绕着收益打转。问题是，自九十年代的台岛至今日的大陆，为何政治哲学竟也吸引了汉
语学界的众多心智，蔚为思潮？其之翻腾于当下华夏，究竟拨动了哪根心弦、谁的心弦？究迹原情，追本溯源，无他，就在于其问题意识和理论性争论，概以政治的
本旨作为追究对象，而政治事关全体国民和平群居生活的可欲与可能，我等升斗小民可望而不可即却又痛痒相关，故而，值此两百年华夏大转型之收束阶段，政制必
须上路，政治必然凸显，则大家心心念念，憧憬复忐忑，希望连带着失望，喜忧参半，有以然哉。
首
先，一个显明的事实是，身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当下中国，历经革命与战争，熬过动乱与运动，痛定思痛，追求安宁生活与惬意人生，在获享追求财富的权利基础之
上，进求自由，并由此登堂入室，获得应有之尊严，早成亿万人心，也是这个社会的普遍共识与核心价值。晚近所谓“改革开放”，顺天应人，己立立人，就在于经
由一个去政治化的进程，向普遍人性低头致意。在此，所谓普遍人性，不仅意味着“食色性也”，也在于，或者，更在于抉发与涵养理性，以人类理性打理公共生
活，将安宁和平生计的希望寄托于理性的良知良能。毕竟，温饱有余，乃求斯文，而斯文在兹，端赖于兹。故
而，一般社会生活与政治进程层面，希望凡事讲理，特别是希望政府讲理，公共权力守规矩，不蛮横，不耍流氓，遂成人心之所向，时代之呼声。此为最低要求，说
来好笑，却也来之不易，大不易。它们汇聚成普遍共识，凝炼为公共理性，正说明时势比人强，而时势源于人意，也就是人意。任何势力不得违忤，否则不得人心。
稍往前看，从社会历史角度审视，既然世俗化洗礼与唯物革命大潮冲击之后，神圣不再，市场化进程使得道德多元，而所谓的历史决定论亦且破产，则遍寻之下，至
少理性是一个可欲也相对可能的维系政治与社会的标准。理性下落为规范，具象为法制，体现为法律理性。具有可预期性的法制及其程序公正，赋予法制以法治的制
度可能性。以此规制政治，要求政制循依法制而行，则意味着政治必须秉持政治理性，以理服人，特别是诉诸具象而具有预期性的程序，从而赋予法制以法治的政治
可能性。如此双保险，这生计预期与人生理想，好歹有望，多少有所凭靠。换
言之，也许政治是个非道德领域，属于道德不入之地，但却必须是理性的领地。可能，如奥克肖特所言，“政治之域充盈传统、偶然和短暂”，但也正因如此，更需
伸张政治的理性之维。理性能够并且必须适用于政治，从而，确保政治是政制之日常运作，以政治理性为指引，依据政治理性审慎前行。其间一脉深层因素，不是得
自教科书，毋宁，依据切近人身经历而来，就是关于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利益并带来利益这一意识。又可分作两层，一是其之不免于私利私欲，因而，恒具扩张性，具
备了一切作恶的趋势与可能；二是人世群居和平生活不得不假手权力之铺排，却不得不对其严加防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换言之，依恃以权力的获取与运作为核心
的政治来铺排人世，打理生活，是没办法的办法，因应的是人性本恶与人心向善这一特定物种的社群生态。这一深重的怵惕与忧虑，涌发自内心，而催生于历史，而
且就是眼面前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对于旨在获取与运用权力、适成公共事务的政治，只能用理性去节制，必须将其放置于公共理性的平台之上。对此，除了用理性
来驾驭，我们还能依靠什么？从而，还如奥氏所言，“不受阻碍的人类‘理性’（只要它能被运用）是政治活动绝对可靠的指南。”其
实，放眼望去，全部古典中国的政论，自先秦诸子下迄帝国晚期，念兹在兹的同样不过是如何提防帝力，一意劝谕帝王，以维持危乎殆哉之道统与政统，根子则在早
已体认到权力不过必要之恶而已。因而，一部现代政治哲学史就是讲述如何防范权力作恶的政治理性叙事，可谓顺理成章。反面而言，对于政客之无知无良和权力之
无能颟顸，同样要有切实心理准备。哪怕是高度极权的政体，权力网络铺天盖地，却也同样存在权力死角，也有许多无能无力的时候，所以才会出现“政令不
出……”什么什么的尴尬。此为古今人类政治所一再证实，无需赘言。这不，眼面前的权力运作还在一再提供具象例证。而这一切，正反两面，洞若观火，均不外理
性之良知良能。虽历经阻碍，时有灾祸，但终究多所匡救，正常世态，还是得靠它来兜底。申
言之，在文明社会立论，权力的本质是暴力，其之体制性安排实为对于暴力的垄断性运用及其合法化，因而，慎重起见，保险起见，需于权力之上放置更高权威，也
应当有更高的权威，正如法律的背后自有更为深厚而高阶之法度，这暴力才不至于溢出堤坝。所谓暴政，就是滥用暴力，溢出必要限度和毫无程序节制地运用暴力。
因而，其之必须接受理性的规制，不是可能，而是必需，亦且必须。如果说法律理性是法制的精神，则政治理性蔚为政治之魂灵。以精神和魂灵操驭身体，适成其心
志与心性，这身体才能循规蹈矩，指东打西，不至于张牙舞爪，乱砍乱杀，率兽食人。就此而言，政治哲学不仅在于辨析政治本身是否以及能否成为一种多少具有理
性可言的活动，而且，经此追究，为政治提炼政治理性，揭示并建设政治的理性品格。进而，反转过来，以此品格要求现实政治，约制现实的政治进程，严防其永恒
具有的自私作恶倾向。毕
竟，政治铺天盖地，政治权力无远弗届，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此间深纳周密，悉数裹挟进来，实非此前一切权力体制所能比拟。说来吊诡，不论应然还
是实然，所谓现代是一个民权空前伸展的时代，却又是权力铺天盖地的时代，真正将吃喝拉撒通盘裹挟。罹陷其中，一切人等无所逃遁。事实上，正是在此千呼万唤
始出来、亿万生民为之欢喜鼓舞的时代，政治的反复无常与政治权力之贪婪扩张，益且前无古人，教训深重。因而，强调政治的理性品格，旨在迫使政制承担政治，
而导入理性轨道，具有可预期性而不至于神秘莫测，可控可驭而不致如脱缰野马，凡事讲理而非动辄动刀动枪，遂成这个时代最为险峻而必需之作业。在此，讲理说
理之所以可能，就在于理性是普遍的，总可通约；之所以是必需的，就在于所谓理性总是个体性的，达成通约的道路既长且阻，而大家既然同在，只得共存。也惟因
如此，益且必须。最怕的，也是最糟糕的是，有理讲不清，或者有理无处讲，也无理可讲，则抡胳膊亮肌肉，盒子炮代表真理，人世即刻退回蛮荒。进
言之，政治哲学旨在揭橥提炼“政治理性”，就是在抉发讲理说理的资源，涵育评价的能力。从而，就是将政治放置在理性省思的阳光之下，要求一切政制运作必须
讲理说理，经由讨论，一种公共议论，探讨什么是可欲可能的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同时，对于既有的政治体制与公共政策，启动反思机制，公开评价，慎于臧否，
以求改进。借此努力，迫使权力承认说理的必要性，促使政治承认并兑现讲理说理是合法性的唯一基础这一合法性本身。换言之，经此努力，在此造成讲理就有理、
就是人，不讲理意味着非政治、反政治、就不是人这一时代氛围，也是一种道义压力，而形成单以是否讲理这一要件本身，就足以论断权力来源与运作是否正当合法
的正当性评价机制。与之相反，在一国主权体内，排除讲理的程序的强权政治恰恰是对政制正当性的彻底证伪，正如不讲理的人恰恰以自己的蛮横否定了竭欲主张伸
展的人格。为此，容忍以社会的自由成长为标志的公共领域的存在，建设政治的公共性，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政制进程的公开性与政治本身的可分享性，得为常识，
也是必需。揆诸当下，朋友，任重道远呢！有
关政治的公共性与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本文下节专论。此处可得进言的是，由此可见，在当下中国语境下，政治哲学的勃兴，源于找寻妥当坚实的政治原则与可信
可行的政治价值这一切实需要，旨在回应建构政治正当性这一急迫时代追问。经此作业，在邦国与政体、人民及其共同体这一大框架下，讲述和续写这一方水土的人
民及其城邦的政治故事。若谓“现代中国”之为一种愿景，也是奋斗目标，合其序列，不外乎“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
凡此四项，荦荦大端，则政治哲学作业不仅致力于提炼优良政体，而且，同时旨在积攒中华文明的意义资源，特别是“摆事实，讲道理”和“以理服人”这一理性传
统，也就是一种新型道统与学统。就此而言，前文所谓“分享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其意绪在此，其情绪在此，唯此为大矣。往
深里说，今日汉语政治哲学之思绪汹涌，实为中国一两百年的大转型，一路崎岖，行至此刻，最后过大关，政体转型问题凸显，因而，需要调动多方资源之必然反
应。其深远背景，则为16世纪以还的地中海文明与18世纪登场的大西洋文明。它们联袂东来，携手发力，激越出此岸风涛，而有此两百年大转型，包括政道与治
道之更新换代。换言之，这波现代文明挺进至此刻，落地时分，最难将息，既是一个开始的结束时段，也是一个结束的开始时段。两头拉锯，跋前踬后，牵一发而动
全身，这便有了那么多的革命与战争，引致如许之运动及其动乱。但是，在最好的意义上，一旦水落石出，不仅将会坐实既有的现代性，而且，以亿万人的生聚教训
为代价，有可能提示别样的现代性，包括政体安排的另一种可能性。恰恰在此，对其统筹通观，只有政治哲学是不够的。其实，这十多年来，汉语学术对于古典公羊
谷梁之学的再阐释，对于先秦诸子与希腊政治思想的切实梳理，导引出政治古典学这一脉，自有其贡献。至少，其于知识论上提供了过去遭受遮蔽的丰厚思想资源。
还有，作为前现代政治正当性的主要供货商的政治神学，以及介于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卡尔·施密特式理论，同样有其价值。它们的梳理表明，政治不仅是功
利之域，也不仅是一个道德不入之地，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其为“神人之际”，并未随着去魅化而烟消云散。毋宁，其为政治常态，也是一种更为深厚的政治文
明，原不分古今，亦无中西之隔。所谓上帝之国、世界帝国和民族国家，三维时空，纠缠交集，不仅造就了政治神学，也是置此去魅而再魅，终究魅力不散的现代人
世之基本世道人情。因而，政治哲学不可弃守此一阵地，现代政治哲学之汉语学思的在境性思考，既然意在提抉政治理性，对此更不可不察，不可不防。再
者，“中国问题”的双面性，不仅在于从家国天下演变为民族国家，而且，中国卷入的这个世界体系，是个“条约体系”与“霸权体系”二元并立的格局。它们难解
难分，亦正亦邪，个体造就了这个人世秩序大框架。置此世道，如何理解与化解之，需要动员多种资源；存身于此，却又得免宰制，乃至于重构一个更为公平的世界
体系，庞大身躯的中国无法置身事外，更无法一直“搭便车”。就此而言，政治神学自有其意义，作为革命产物而深濡浪漫色彩的政治诗学、政治文学，也有其功
用。至少，就后者而言，它们诉诸人的无理性、非理性，把近代中国历经启蒙，包括晚近三十年的市场化进程而打入冷宫，却余脉不绝，鄙吝复萌，时刻梦想翻身的
思潮，其荒谬性，其反政治特质，彻底暴露于天下。既然政治哲学更多地是一种后设性兼评价性的思考，则此刻出场，一扫阴霾，匡谬天下，可望激扬出政道之正
道，自然更是当其时也。是
的，现代政治既不依赖政治神学，也不依赖政治诗学，更不可能依赖政治文学。政治古典学在此也仅具知识论的意义。毋宁，如前所述，现代政治必须建立在现代政
治哲学的基础之上，而现代政治哲学主要在于建构一套政治价值与政治原则，发展出政治权力不得不基此讲理说理的理论逻辑与思想资源，也就是现代的道统及其学
统。其之念兹在兹的是邦国与人民作为政治统一体之可欲与可能，其之推敲琢磨的是如何经由程序理性而建构立法者与主权者这一大是大非。因此，政治哲学不可或
缺对于公私关系的思考。其间，特别是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既奠立于理性之上，又是对于理性的公共运用，回应了中国古典的“公私之辨”，更回答了现代以
来私人、私密性与公共、公共领域同时降生所造成的高度紧张，而在中国式的家国天下、天道与人心合德的格局中，以凸显公共与公共性，又涵养和照料私人与私密
性，从而造成一个惬意人居的良苦用心。换言之，从公共入手来建立政治的公共品格，从而将政治奠基在宪法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之上，引导出一个理性政治局面，既
是一个理论进路，也是一种实践可能性。其间，最为要害的就是肯认国家是一个公共产品，必须依据奠立于公共理性的政治理性来治理，不容将其攫为私产，而恣意
妄为。——笔者曾经撰文，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而三致其意，则其意在此，其义亦在此。政
治从来都是邦国的内部事务，所谓“国际政治”只是个模拟的说法。“政治止于水边”，以及“城邦之外，非神即兽”，精义在此，和盘托出。就晚近发展出来的现
代民族国家来看，边境之内，全体人民不得不过一种群居生活，其可能与可欲，系乎政体安排。政治哲学因应于此，襟抱在此，要不然弱肉强食，国家等于匪帮，生
民危惧，连存身可能也无，遑论其他。由此注定了现代政治必然是公共政治，而非宫廷政治、秘密政治。在此，归根结底，牵扯到政治的秉性及其五项功能，此即
“建构主权，划分敌我，厘清公私，进行决断，提供和平”。——是的，“提供和平”，而非仅仅“提供治安”或者“维护治安”。“和平”与“治安”，其间轩
轾，不止霄壤，无需赘言。正是在此意义上，此刻呈现出的汉语政治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最终指向的是邦国政治正义，而路径正不外在于建构全
体公民安宁群居的政治秩序，一种基于政治理性的全体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政治大框架。政治正义需要化身为宪法政治，再具体化为程序公正等系列性法制安排。
如此这般，汉语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当然只能联袂登场，而恰为“法政哲学”也。——深心宏愿，情见乎辞，可要是你连这个辞都不懂，还在那儿咿咿呀呀的，就别
混了，赶紧去上夜校补习吧！编
著者抱负所向，也是其间最为动情的一脉思绪，就是运用汉语写作，提炼汉语政治哲学思维，积攒汉语政治哲学叙事。经此语文作育，将政治古典学、政治哲学、政
治神学和政治诗学，尤其是秉持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凡此现代早期以还积累而成的知识形态与思想资源，悉数化转为秉具“落地性”、“在境性”的中国学思，以
致力于当下中国的政治思考与政体建设，则其志在政道，而落脚于治道，潜思幽虑，有以然哉。实
际上，晚近一百多年间，汉语心智于此积劳积慧，多所用功，却依然有待持续努力，孜孜于学术代际接续中渐入佳境。本文开篇指认政治哲学帝国主义这一当代汉语
学术现象时，喟言当今汉语学界的法哲学分享了“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某种程度上，实指舶来的欧美政治哲学理论。其之铺天盖地而来，既启发了汉语学思的问
题意识，同时却又可能遮蔽甚至扭曲了真正的问题所在，故而，刻下中国需要汉语政治哲学叙事，正如刻下中国需要自家的汉语法学。其之真实无欺，如同雨水是湿
的，太阳总是意味着光芒。毕竟，此方水土的政治议程是它的文明进程的一部分，辗转挺进于时间之维，而终究必须还原为此在的政制操作，兑现为现世的政治设
置。亿万人裹挟其中，痛痒相关，生死以倚，怎能没有自己的故事及其表述体系，甚至，怎能没有自己的时间及其意义刻度。就
此而言，复述彼土彼水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的苦思焦虑也好，阐发吾族吾祖谷梁、公羊之微言大义也罢，均旨在借由现代表述体系，建构起一种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生
活的汉语言说，而为梳理邦国政治的正当性源泉，讲述关于权力政治的合法性脉络，尽其心志，践其心性。值此大转型之收束时段，尊德性而道问学，诉诸常规学术
作业，勉力前行，发挥思想的前瞻作用，当其时也。其以晚近华夏超愈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为基础，而以五百年来近代世界文明嬗变为背景，于政道之兴衰与政治学
思之明灭的比勘观照中，勾勒此间人世的政治维度，而指向政治理性节制下的清明世道，其轨其辙，其意其义。近
些年来，中国法学界的一脉重要思绪就是围绕“汉语法学”发凡起例，哲学界孜孜于“汉语哲学”，并有所谓“汉语神学”之主张。加上此刻的“汉语政治哲学”，
凡此前缀“汉语”之学思，不只是一个修辞学花样，毋宁，更多地是关于一个国族及其文明，特别是像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文明实体，其思想如何找到自己的物质外
壳，获得自己的表意体系这一大是大非。无此贴心贴肺的表意体系，则魂不附体，所谓的文明自主与文明复兴，终难撑持；汲取远自地中海文明与大西洋文明而来的
政治意绪的努力，无论是学理作业还是实践功业，亦难坐实。正是在此，疑是疑非，畏因畏果，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贯通联袂的是问题意识的一致性，基于同样的
关切与憧憬的学思理路之歪打正着。如此这般，不是别的，正是这一理论抱负与文化胸襟，令一切以汉语作为工作语言的思想者，心有戚戚焉。实际上，大家劳心劳
力，集苑集枯，共同致力于国族的文明复兴及其政治成熟，悲悯以对，慷慨以赴，不正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道思想景观吗。是
啊，置身时代，体贴时代，却又超迈时代，当哲学孜孜于存在之本体论大哉问之际，可能意味着一个世界的诞生。当政治哲学慨然登场，切应时势，心系天下，表明
一个政治大时代已然敞开，需要政治哲学家们为此未雨绸缪，亿万人生以自己的政治实践做出应有回应。进而，当法律哲学翩然上场，并且与前者互动联袂而为法政
哲学，则说明非常时期已过或者即将成为过去式，常态政治与正常社会正在登场并将全面凯旋。其间，丁一卯二，钱塘潮涌，恰如春去秋来，天听天视，不待人谋。
就此而言，致力于汉语学思在境性思考的政治哲学发力，撬动的是整个民族的政治思维，而鼓荡起文明的政治旗帜。朋友，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自市民社会迈向政治社会，致臻政治成熟，而为成熟伟岸的文明躯体配上应有之政治筋骨，大时代急切呼唤着自家的政治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法政哲学登堂入室呢，而痛何如哉，快何如哉！本文为许章润教授于2016年7月28日，在清华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丛书”首发式上的发言，据现场记录稿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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