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essay considers the origins of China as a self conscious civilization before its traditional beginnings. It makes for fascinating reading, but one that also highlights the sensitivity of origins to the discourse today. In addition, even for non-Chinese readers, the images are worth reviewing. The suggestion of the movement and then aggregation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pre-historical period are especially use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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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龙山晚期开始直到二里头，应该是一个节点。之后进入文明的大提速时代，到殷墟的一千年里，都邑在不断地庞大化，青铜礼器也在此时出现。整个政治结构都在发生巨变。这个一千年，波澜壮阔，“中国”由此而来。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中国前的中国”，应该会做两种解释。一种是以我的小书《最早的中国》为起点，既然我们认为只有到了二里头，才出现广域的王权国家，那么最早的中国只能上溯到二里头，不到距今四千年。那么在二里头之前，二里头是怎么来的，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历史图景，这应该叫中国前的中国。但是中国可以有各种解释，我们说现在我们是中国人，而古代的中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中国前的中国。就是China
before China,也可以这么理解。 所谓的中国，一开始本来是广袤的东亚大陆，以黄河和长江为主的“大两河流域”。各地的史前文化本来是满天星斗的，我们有一个从多元到一体的过程。在《最早的中国》中我提出来，中国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是具体的文字，“中国”这俩字，传世文献最早的见于《尚书》《诗经》，已经很早很早了，都是战国成书，不能排除战国时人的思想融合在里面。 这件是我出生那年，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国宝级的文物——何尊，现在还是限制出境展览的一个重器之一吧。这上面首次有了“中国”这俩字。但是那时候的中国，就是指的洛阳盆地及其周围那一片地方。西周王朝认为那是“天下之中”，从那统治人民。如果我们视野再宏阔一些，我们看不要谈中国文明多么多么的早，我们可能有一定的原发性，以前我们总是强调中国文明的独立性，我们会说我们的西北有高山荒漠阻隔，而15世纪海洋时代以前，沿海基本是“死胡同”。实际上，到了青铜时代，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就在西北，实际上那一带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碍。整个欧亚大陆，有许多许多文化因素，通过大陆桥东传。我们的文明是既有特色，同时又一直在吸收外来影响的文明。这样说是比较中肯的。实际上最早从民国，一直到70年代以前，考古活动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长期以来认为中原最高，向外辐射。但现在我们知道，在它前边，还有一个“满天星斗”似的各地文化发达的阶段，大体是这样一个认识。
整个东亚大陆文明化的过程非常复杂，到了龙山时代，我们还看不出大规模社会整合的迹象，不能认为中原地区的发达程度一直是非常高的。最发达的还和现在一样，东南沿海是最高的，东方先亮，还是有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从礼制这个角度讲，我前几年做了一些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有个礼制文化的起源这样一个项目，我接了一下，做了一些思考。认为像商代文明那套狭义礼制的东西，不可能做无限制的上溯，今天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现在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东西，学界都把它引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但这里面有因素的吸收，有程度上的远近。比如我们看距离中原比较远的、偏北的，接近农耕圈跟畜牧圈交汇处的辽西和内蒙那一带，一种全新的、比较有特色的文化流行，这就是红山文化。我们看建筑，中原是不是等级越高，就越复杂？一点点从地面以上，往上夯筑。垒高台，显示权威。但在这儿是往下挖，地穴式的。再有一个，我们现在尽管不提母系和父系、母权和父权，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总体上看，进入人上人、国上国的严酷等级制度的，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父权、宗法礼制基础之上的，而红山这些东西给人的感觉是偏于母性的，比较温文的，缺少暴力色彩的东西，像积石冢这样一些建筑，我们也很难一下就把它跟天坛之类的礼制建筑对应起来。
说到动物母题，也是跟那个文化的性质有关的，红山除了农业之外还有畜牧，甚至还有狩猎经济，所以动物母题跟它的生产生活是有关系的。但这类母题都跟后来的中原文明没有太大关系。与此类似的，安徽凌家滩这样一个文化，在和红山大差不差的时期，它们有一段时间共存，虽距红山很远，但两者在许多玉器造型上，非常相像，这就让人难以想象。中间还隔着山东一带呢，山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考古所的李新伟博士提出：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就有上层首领之间的一个交流网。不一定是大队人马，而是利用职权之便，旅旅游，少数人高层之间有交流，把一些理念和意向学过去。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像这种东西，跟红山的还真有点像，但是不像的东西也有。凌家滩这些东西他们还在发掘。通过缜密的比较，两地的关系会逐渐清晰起来的。
良渚呢，让我们觉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它在二里头之前，但是那么宽的城墙啊，大水坝呀，整个特能折腾的劲儿，有种人定胜天的感觉，一种巨大的社会动员力。一开始，我们有教授说，这个东西就是酋邦（Chiefdom），从二里头开始，才是国家（State），那就有年轻的朋友问，为什么这个是酋邦，那个就是国家。问题非常复杂。我个人的提法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国家，跟中原的形态不一样，它跟中原的关系不是很大。如果把中华早期文明史分为两大阶段的话，可以以中原中心的出现为界，分为中原中心出现以前的一个文明期，第一文明期；然后是中原中心出现以后的文明期。如果以中原中心出现为标志，如果认为二里头是最早的王朝的话，就是王朝时代和前王朝时代。前王朝时代已经有了一些区域性的玉帛古国，是不是这样的。甚至我有这样一个提法，肯定是“政治不正确”，学术上的“政治不正确”。是不是可以说，良渚已经走完了它生命史的全过程，文明史的全过程，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而不是作为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的前身。如果当地有一个吴越国，如果在三星堆、在金沙那个地方有一个巴蜀国，我们会怎么看这些东西？当地的人会怎么看？那一定是吴越国和巴蜀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它和中原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样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把我们自己的个人情感和现代认知融进了我们对古代的想象中？但我们的学者还不认为是想象，而认为是存在。恐怕完全不是那码事。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良渚的有些东西，传下来了，而二里头或夏商就没有这些，比如贵族坟山呀、祭坛墓地呀等等，就是一种扬弃吧。这些东西，包括琮、璧这些东西，都是很有特色的区域性的东西。
然后我们看三星堆，大家一看就感觉，“非我族类”，那种意识形态肯定不是中原的，宗教信仰啊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中原这边是不重人像，不玩偶像崇拜，都是大鼎啊什么的，属于典型的“吃喝文明”。三星堆的地理位置大家觉得很偏僻，但是日本学者从外边来看，他们把三星堆放在东亚大两河流域和南亚、东南亚交汇的一个地区，它完全不是非常偏僻的西南边陲，所以要有跨地域的眼界。那三星堆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究竟是如何交融的，这些都是特别有意思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独立于中原系统以外的。
我是搞都城、城市的，“玩不动产”的，我就要强调都邑的重要性。它为什么重要呢？如果我们只看村落的话，那么两千多年前，战国到汉代的铁犁铧发明使用之后，一般农家的水平已跟现在中西部的农民差不多，大家看看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村落，被洪水一下子冲了，都是丰衣足食的人家。但是中国没发展吗？汉代看长安，当代看北京。只有都邑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最高文明程度。从大体人人平等，到有人上人，到有国上之国，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发展起来。一个稍微偏颇一点的说法，文明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就是贪欲。这可是恩格斯说的。文明时代文明吗？文明是不是那些不文明行为的一种制度化的东西，暴力呀、贪欲呀、压迫呀，这样一些东西，有好些东西都是违背人性的，大体上是这样一种认知。
所谓早期城市，我更倾向于叫都邑，“城”一加上“市”，就有点市场、贸易的感觉，而古代中国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性，它就是权力中心。没有权力中心就出不来城市这种东西，到了战国，甚至宋代，完全依靠商品贸易产生的城市才正式出现。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防御性的设施，都是因地制宜的产物，中原这边就是版筑，现在中原农村还都是这样，在夹板里填上土，夯起来。长江流域这边根本不用，都是泥，一担一担往上堆，顶多拍打拍打，干了之后特别结实，堆起来就可以了，防水的功能非常强。城壕并重，以壕为主，壕沟占了很大的空间。比如说春秋时期的淹城，水面特别大，壕沟里发现有船和木桨之类的东西，还发现有青铜器。到了北方就是用石头砌，当时就是这样。先看南方，比如这个城头山，谈不上什么阶级分化，就是一帮人在这里防水患，防野兽，人口多了，也防一下周围邻人的掠夺，大量这样的小城出来了。人口一膨胀，以前大家各是各的，我这个村和你那个村之间，还隔着两座山呢，所以我俩根本是井水不犯河水，人口一多，逐渐就出现了抢耕地、抢女人啊，女人也是生产力嘛。 然后我们看，新发现的良渚城，我倾向于管它叫莫角山城。这个城中心有大土台子，城的规模接近300万平方米，有
60米宽的城墙，城里面有好多水面，根本就住不了多少人，何努博士说是不是上面是住人的，墙上住人，大家都围着这个大土台子，特别像观礼台那个感觉，在莫角山那上边，反正焰火放不了，要是举行宗教式什么的，都能看到。这边聚落群近山脚处发现巨大的水坝，十几公里长，现在环境考古的研究表明，大坝让那山洪大水整个避开了这个重要区域，非常壮观，这么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我们看60米宽的城墙，下面铺着石头，石头是从很远的山上采回来的。就这么铺在下面，然后上面再堆土，工程量极其巨大。这让我们想起二里头来。二里头1号宫殿，1万平米，整个大院子没有什么太重的东西啊，但兴建时起码有1米多深的基槽，把垃圾清理之后，从外面把好土运来，都夯起来，主殿下面挖两三米深。我就问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从建筑力学上考虑，有没有这个必要？他说绝对没有这个必要，不就是几间茅草棚子嘛。但为什么要这么费力呢，就是忽悠嘛。就等于是凝聚力工程，对不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思想凝聚力，“戎”就是绝对的打压能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原文明是怎么起来的，中原文明绝不是光靠生产力提高。周边族群玩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什么祭祀啊，什么巫术啊。中原文明是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从一开始，就比你周围的人高一筹。他玩这个。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艺术，对不对？政治玩明白了，祖先崇拜、宗法这一套东西啊，越来越成熟，才导致西周大分封，才导致帝国的出现。所以说古代中国是偏于早熟的，非常遗憾的偏于早熟。我们说，现在让我们特别怀恋的东周时期，那种高扬的人性啊，那种思想的光辉啊，到后来就被压制了。我们说东周时期那样一些让世人赞叹的思想成就，它肯定是前面几千年人们思想的一个积淀，虽然说当时没有文字，但是通过考古学，还是能看到是怎么从几千年前那个时候，那些思想文化积淀到东周，再从东周进入到儒家经典，从儒家经典逐渐渗入到每个中国人的骨血里。许多许多东西，建中立极、中庸、孝，还有许多许多成语，都是这么传承下来的。那我们再看，到了陶寺，这个属于中原系统，大家都特别熟悉，一个大的城邑，有这么一套显现贵族权力、身份地位的一整套东西。陶寺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先声，比较早地出来这么一些铜器。但是它们都不是大墓里面出来的，大墓里面是用鼍鼓，用龙盘这样一些东西，还有漆木器、精制陶器和玉石器，所谓“前铜礼器群”，铜器之前的礼器群。这些东西给人的感觉和河南那边还不大一样。这样一来，我们看陶寺，我说它是有大邑而未成大国，小国大邑，有铜器没做礼器，给人的感觉是不思进取的享乐型的文明。这和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系。我们看晋国非常发达，但是出不了山西，韩、赵、魏一旦三家分晋，立马出山西，把都城迁到了河北邯郸、开封大梁、新郑郑韩故城这一带，才成就了战国七雄。拓跋鲜卑建都大同，也就只能是山西这一块，一旦迁到了洛阳，北中国统一。所以说确实是有地理方面的问题，陶寺算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我们现在把目光移到大河以南。我们看新密古城寨这种方方正正的城址，现在城墙还高出地面16.5米，大家来看，好几层楼高，起初就不敢相信这是龙山文化的城，多年以来被定为西周，但是后来发掘一看，根本没有西周的东西。这是小版筑，像搭积木似的，还没有像后来比如偃师商城那样筑那么宽那么水平，就只能是将基座整宽，下边搭7块，上面5块，再上面3块，一个板块一个板块地，一点点这么搭，偏于原始，但是也很讲究了，在筑城史上是不得了的东西。
下面我们看，在城内发现了可以作为二里头直接前身的大型封闭院落这样的建筑。
这就是我说的“凝聚力工程”。1万平米的1号宫殿、4000多平米的2号宫殿，这个已经是很讲究了。再看这个，是日本汉学家，根据《尚书》里面的记载复原出的宫室平面图，大家看跟这个像吧。这个都邑姓夏姓商不好说，但这套文化血脉基因却是有比较强的传承性的。二里头的宫室建筑都是封闭性院落。刚才是大四合院，在二里头发现了比这些大四合院还早的多进院落。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建筑，高不上去，塔之类的高层建筑都是佛教进来之后才有的。高不上去就没法像金字塔、帕特农神庙那样，形成纪念碑式的建筑物。只能靠适当增加台基的高度、在空间上增加纵深，“庭院深深深几许”，谁家院子数量多，那肯定是有地位身份的，比如王府。中国最大的四合院，现存的最大的不动产项目是哪？紫禁城。这样来看，什么是国家和前国家的差别，前国家时代流行这种开放的、向心的、公众参与的大广场，这个叫大体平等的聚落社会，但是一到了国家社会，就是这种封闭式的院落之类的东西，代表独占性、密闭性和秩序性。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非常喜欢北大唐晓峰老师的《人文地理随笔》，强烈推荐大家读一下这本书。作者说：中国宫室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让看。你想，山墙上什么都没有，四面是高墙，隔着筒子河，啥你都看不着，不大可能形成西方社会那种公众可视的纪念碑式的建筑。不少东西，根本不是给你常人看的，账本不让看，地图不让看。地图之类的历来都关系到政治命脉，都不让看，这个绝对是王朝中国的特色。
长时段地看，建筑的高升，跟社会的复杂化是相关联的，从半地穴式的到地面式的，这是史前时期，到夏商周时期就有这种台基式的宫室建筑，战国时期就有了高台建筑。中国最早的高台建筑见于晋都新田，那真是几层楼高的大土台子。城邑和建筑，都是从因地制宜、不求方正，到方正规矩的布局出现。到二里头时期，建筑和宫城都大体上接近磁北方向，坐北向南、中轴对称、封闭式建筑、土木结构，统统与这之前有一个飞跃性的变化，强化了建中立极的概念。我们说中原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人文概念。没有东风西渐、没有文明碰撞、群雄逐鹿的话，就没有中原文化。要是把中国文明史分为两大段的话，一开始是东方西渐，然后是东西碰撞，最后出现了“中国”。这就叫杂交出高度文明。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吉德炜教授有一篇文章，中文译文发表在《华夏考古》杂志上，他在里面剖析了上图中的两套东西。从器物特征上看，华东器物群多拐折、棱角，多镂空、拼接，比如圈足、三足等，就能看出这帮人的思想、智力与语言、大家合作分工的技巧，肯定高于华西山地高原那边。但是我们国人一看这些东西，关心的就是这是夏、还是商啊，还是尧舜啊，这类问题。在没有文字材料的情况下，美国学者从这个角度推到当时人的思想，一点都不空泛。我们看中国最早的木棺，也是东边的，西边是薄葬；最早的棺椁齐备的墓，也出现在山东。那时候中原和华东比，还比较土，所谓山地龙山文化，黄土高原上的龙山文化特别土，不讲究，缺乏贵族用器。而二里头出土的陶礼器，重酒的组合，一看就是受东方的影响。酒礼器这套东西后来成为中原王朝礼器群的主流。这是邹衡先生书里的一套图，从大汶口龙山到三代，从陶鬶、陶盉到铜盉都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说逐鹿中原大体是在公元前2400—到公元前1800年，二里头出来之前，各地都往中原这里汇聚，群雄并起，给人这么一种感觉，因为这里比较有地理和“国际交流”上的优势。大体上这就是考古学显现出的当时的图景。 二里头产生之前，王城岗、瓦店、古城寨这些城邑并存，有学者说王城岗可能是禹都阳城，但还没法证明。我们从考古学上来看呢，这些城邑也就是距离30多公里，他们采的石料还是各是各的，很可能他们还是处于对立的甚至是冲突的状态，那时候看不到一个王朝在那儿，但是到了龙山末期，新砦大邑起来了，这三个城邑都没了，给人一种新砦在嵩山东南麓大致整合的感觉。到了二里头这样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它就是这样一个政治架构：并不是完全的赏赐和纳贡，或通过武力攫取，基本上是它有、别人没有的，它往下赏赐，比如礼器、玉器，但像铜料、锡料、盐、木材等等，它往里边进。整个就建立起这样一套架构。这样就形成了“国上之国”，就高于以前和同时的一些小的邦国。我们说“金道锡行”，就是铜锡之路，“行”也是路的意思。春秋时期一件铜器的铭文上说“金道锡行”经过“繁汤”，这地方在河南南阳一带，但这只是当时的中路，应该还有东路和西路，它们基本上都是水路，就这样把资源一点点汇聚到都城地区。二里头、二里岗时期这些道路可能就有了。在二里头，我们发现了带有围墙的官营作坊区，这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铸造青铜礼器相当于国家绝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那种感觉。二里头铸造的铜礼器只有二里头的贵族能用，技术绝不外透、绝不外泄，到了二里岗时期，只有郑州商城才能做青铜礼器。二里岗之后就不行了，江西大洋洲、四川三星堆都能做，垄断不了。但在二里头、二里岗时期是绝对垄断的。从礼制建筑上看，到了所谓青铜时代，基本上就是封闭式的四合院，从二里头到西周，中间我们就略去了，一直到像明清紫禁城这样的大的建筑群，就是一个个四合院的集成。从二里头的两条中轴线到后来的一条中轴线，建中立极，这套程序就是这么来的。
这是偃师商城的城墙，就更讲究了。这个不是墙，这是我们解剖的城墙的基础部分，这是地面以下，这是地面以上，这张照片是个解剖沟的剖面。大家看那个夯层，绝对没有偷工减料，非常密实。到了汉魏以后啊，城墙里面就塞满了砖瓦废料之类的破烂东西。但是商代那个时候筑城修宫殿，究竟是皮鞭之下干这个活，还是说是带着一种虔诚的信仰来干活。就像“大跃进”那时候连工分都不要，拼力推小车，修水渠一点工分都没有，但干劲十足啊。那就是精神的力量。上古时代这些“凝聚力工程”，也是这么做出来的？我们还回答不了。
接下来看殷墟。整个都邑庞大到36平方公里。它的偏早阶段是洹北商城，新发现的宫室建筑还是大四合院，这是商王朝时期最大的单体四合院。那辆吉普车在那儿，可以当个比例尺。这边是航校的机场，不能挖，进不去，所以在图上只能用虚线表示。从二里头时代前后开始，各地的文化因素都往中原汇聚，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移民城市，与此同时，它的文明因素向四外辐射。我们看，这个也是最近几年我特别愿意用的一个图，这是同一比例尺，从史前城址到三代都邑的巨变大家都讲，但是没有一个具象的感觉，这么比较一下还是很震撼的。你看从龙山晚期那儿开始，从刚才讲的古城寨，到刚发现时被称为“羊圈”的王城岗，直到二里头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节点，以后就进入大提速的时代，到殷墟整个这一千年里面，都邑在不断地庞大化，青铜礼器也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整个政治结构都在巨变。整个这么一千年，波澜壮阔，“中国”就是这么出来的。这套东西出来后基本上没断线。 总体上，我的这个史观就是最初各区域文化是多元的，当地的史前多元文化，像良渚那种，特别令人瞩目，高峰在华东地区，可称为玉帛古国。然后，我用虚线画的一个箭头，就是欧亚大陆青铜文化的影响，地处黄土高原的陶寺应该受到了影响，那已经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陶寺是多元的邦国时代的顶峰和绝响；只有到了二里头，才迈开一体化的步伐。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所谓“国上之国”出来了。然后才有了二里岗、殷墟，一直到西周这样的高度发达的王朝文明。本文是许宏研究员2012年12月在“四月公益沙龙”上讲座的录音整理，限于篇幅，进行了较大的删减，阅读原文，请见“考古人许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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