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65:刘 猛：唐德刚先生及其口述史 ; Liu Meng: Mr. Tang degang an Oral History Project

 

This is another in the series of essays that were presented at the “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中国法” 国际学术研讨会 "Foreigners and Modern Chinese Law"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onference 

No.165:刘 猛：唐德刚先生及其口述史 .  Liu Meng: Mr. Tang Degang an Oral History Project. an impassioned review on the life of Tang Degang (pin yin) ,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intellectual and historian whose academic future intertwined with WWII and transition from bourgeois state into the socialist state when he was a Phd in the US; he is one of few Chinese establishing and theorizing oral history as a scholarly project.

The essay was posted to  叁會學坊, the San Hui Fang Workshops microblog and it follows below 中国语文 only.

No.165:刘 猛：唐德刚先生及其口述史

原创 2016-08-15 刘 猛 三会学坊

“…… 时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是三十年前周策纵序《胡适杂忆》时回顾与唐德刚谈天的情景，而今时空流转、岁月趋前，人类终没 法拗过天地之理，唐氏二〇〇九年十月底隔洋逝于美邦，我们再也没有和他“握手寒暄，笑语谈辩，不知夜之将尽、人之将老”的机会了。然而人以文传，他的幽默 诙谐、他的恢弘视界、他的口述史观，都早已通过文章展示开来，并继续流传下去。重翻其书，不时被说到心坎儿里，会心一笑，感觉那活灵活现神气逼人的老头 儿，相貌音容，仍跟以往一样宛若眼前。

唐德刚家庭合影

鬼谷先生其人其言

王 尔敏称唐德刚为“鬼谷先生”，相交多年的老友夏志清谈及唐德刚时说“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朋友，那里还需要敌人？”可见唐氏精明过人。唐德刚一九二〇年生人， 虽然那时新文化已经把传统打得落花流水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狭义的五四运动也已尘埃落定，但是因为家传，他还是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打下了坚实的 古文基础，到最后“连《左传选粹》到《史记菁华录》也能正本的背”，这对他以后研究中国史帮助很大，其文章对古诗文的运用信手拈来、恰到好处也就不足为怪 了。中学毕业考入中央大学，那是中大已迁到陪都，他“一袭单衣、一双草履”、揣着“半个四川大铜板（当年四川银元，可以一切为二）”，步行过“峭壁悬崖、 巨瀑险滩”，“与苗民打交道，与猴子抢果子”，由步行后轮船才到重庆，抗战末期因校长更换还做了“天子门生”。中大那时因地处首都并战时随迁陪都，成为莘 莘学子争相报考的名学府，风头甚至盖过西南联大。唐德刚到重庆沙坪坝后也随着大多数人，在隐于市隐于山林又开辟出一种“隐于茶馆”的生活，一群少年，意气 风发，品着茶，横七竖八伸缩于竹椅，校事国事天下事、桥牌象棋古代史，外敌当前，空有一腔抱负，古今中外，全凭一番口舌，好么，“身在茶馆，心存邦国，眼 观世界，牛皮无边！”虽然给人颓废之感，但是学业并未荒废，在顾颉刚讲授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课堂上唐德刚就拿了最高的九十二分。战争岁月，学子无用武之 地，什么愤慨啊、什么忧愁啊、什么欢乐啊都寄付给了这茶馆，一帮热血青年思想碰撞，言语往来，不只消磨时光还增长见识，常常擦出思想的火花；虽然大学时代 是他“一生最贫病交迫的时代”，但几十年后唐先生仍对这泡茶馆“几度夕阳红”的岁月心驰不已。

夏志清与令他“害怕”的唐德刚

大 学毕业后，唐德刚报考了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等结果时回家乡谋事，得知考中，但因抗战导致道路不通，他无法回到重庆。在经历了在中学当教员、安徽学院教历 史，之后考取自费留学，便踏上去北美洲的镀金之路，去到被其称为“集天下之至善与至恶于一城”的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西洋史、美国史，从硕士到博士，翻 烂了若干箱教科书，读出来已是世事变幻，祖国大陆“换了人间”，又及至韩战开打，便被彻底阻断归路，恍若隔世了。为图糊口，他又转业学了一年多的建筑，后 幸被哥大召回做助教，否则史上岂不少了一位史学家！之后从哥大到纽约市大，辗转四十余年，把年华耗尽靠干。

他有《题自画像》的小诗：

若是留在大陆，五关何能飞渡？

  假如去了台湾，绿岛必然长住。

生个右派嘴巴，加上白专肠肚；

  黄巢杀人千万，怎能不在其数？

历史原有偶然，命运实难自算。

  作了天朝弃民，竟能苟延残喘。

岂是歪打正着？还是别有天意？

  所幸夕阳还在；慢慢写他则个。

期 间自我停笔二十年，待到翻译《胡适口述自传》，而成“胡适杂忆”，接下来好似二十年贮藏的点滴汇成大流，闸门一开喷涌而出难以收笔，陆续成数十万言。他浑 厚的中西史学基础加上身处“第二次大转型”其间背后的自身体认，使其文章可读性极强；唐氏的名号遂随其文字、随其“大胆的假设”风行两岸三地，像夏志清所 说，他“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而是开创了一种让人觉得清新喜读又能明白事理获取知识的“唐派新腔”。有言说要以“责人之心责己”，如 被其诟病“丢下正当‘庄稼’不搞，而去和陈独秀、蔡元培‘摸鱼摸虾’”的胡博士“差不多”，他博士倒是读完，但其后也跑去摸鱼虾，搞行政，不写“学报体” 文章，即便有机会坐拥书城，也没有继续做“超博士”的进修写出一两本学院型的著作来，所以到头也没有混上代表学术最高荣誉的中研院院士。可他倒是搞出些 “没有求证的假设”，加上形象贴切的比喻，两岸三地、华语世界，却也像观看异域故事的洋人一样“念得摇头摆尾”，好不畅快，兴致难尽，流连忘返。缘于中西 兼通的史学功底，他身处美利坚这个超现代的分工最细的国家，没染上洋人专而不博的毛病，学问上他不但知道“王大娘的臭裹脚”，而且连王大娘的“腰带、兜 肚”也了然于心，是中国史真正能通得下来的学者，诚可谓“通古今之变、识中西之长、成一家之言”。所以即使“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 可商”，惟其驾于中西之上的世界的、比较史学的眼光和深谙世界发展潮流的恢弘视界就足以征服一批批的看客了。

在把一百二十四箱藏书捐献给家乡的、也是其在国内时唯一服务过的安徽大学后，唐先生驾鹤西去，在地球的最西端西去，魂归故土是必然的归宿。他昔年有《还乡》诗：

拼命地向北飞，愈飞愈远，飞到了南方。（飞越北极圈抵东京）

直线原是弧线的一部分：愈前进，愈转圜；终点就是起点。（东京飞香港）

离开了故乡，漂流到最遥远的地方；那最遥远的地方，便是故乡。（香港飞合肥）

 还乡诗

“胡适先生”最好的注解者

朱 文长先生说他看唐注的胡适自传是“先看德刚，后看胡适”，相信看过胡适、没看过胡适的，都能从唐德刚的书中重拾胡适、开启对胡适的了解。对于吾辈而言，隔 断年久对胡适学也是处于桃花源外，朦朦胧胧觉得“山上有小孔，彷佛若有光”，但是想全身而入不得其孔，唐氏引你入内，生动活泼的描述彷佛庄人的“设酒杀 鸡”的招待，把我们领入了这桃源之地，地平天阔，景不胜收。“唐德刚” 这位“胡适最失意时期、最孤独时代的学生”注定要和“胡适”绑定一起流传下去。

胡 适在有一次访台回纽约后对唐德刚说：“现在台湾青年写信给我，都称我‘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也很好！也很好！”因为在大陆时，大伙都称他为“胡适 之先生”“适之先生”，现在青年不谙古礼，所以称他“胡适先生”。唐氏于是有感而思，把胡氏一生分为两个阶段：开五百年文化新运的大师、老祖“适之先 生”，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偶像“胡适先生”。唐氏有缘和老年的胡适朝夕相处，只有这交往才让他知道：“晚年胡适的思想，你要和他‘谈’才知道；只去‘读’他 的书，是不够的”，“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 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这是通过面对面的接触感应出来的。思想方面，胡适没有“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开战”的气魄，虽然表面上看似“胡适晚年期的 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几十年思想一以贯之，然而他自己心里却比谁都明白。唐德刚体会说“你如果不同他搞得很好，他要隐藏很多东 西”。例如当何炳棣屡屡向他建议中研院史语所应注意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时，他自己说“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 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这种话对于好为人师而又 看重名誉的胡适而言，是很少说的，也是不会在公开场合说的，要想知道，只能私底下聊。处世方面，胡适为人极为谨慎，他知道自己的所说所写都是要传世的，所 以有些话不会在公开场合或出版的文章里说，特别是涉及尚健在的人物，就像他晚年回忆录里说的早年出版留学日记因为用词、用语得罪马君武、周诒春两位先生， 所以以后引以为戒，对许多人、许多事也不会说的太多，更不会说给太多人听。

唐 德刚占了与胡适“搞得很好”、很亲近这个大便宜，他自己说，“事实上笔者本人在治‘口述历史’的学习过程中，在胡先生认可的正式录音纪录里，实在所学有 限。使我获益最多和了解‘胡适’最深入的部分，还是胡公认为是‘ off the record ’（纪录以外）的那一部分”。只要关系融洽，什么话也能套的出来，试看那时，师徒二人对做，“酒意三分，谈兴方浓，胡氏也坦率地说出他自己生活上的细枝末 节，以及思想上的今昔之异”。有了这一层得天独厚的际遇，才使得唐氏笔下直观描述的“胡适先生”比绝大多数其他胡适传记或回忆录里的胡适都生动、传神、可 信。所以谈到胡适婚姻时他说“有几个人能体会到，他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这对“胡适先生”完全适 用，所以与他不争一下不舒服的夏志清先生抬出韦莲司、莎菲的前“胡适”时代——“适之先生”时代的陈年往事来否证唐德刚的结论说“倒不见得”，便是没和老 头儿老太太同桌吃过饭，没有“谈”过的推论之语了。晚年的胡适是幸福的，我们看到1961年10月30日胡江冬秀刚回台几天后，在中研院全体同仁眷属“欢 迎胡夫人茶会”上，胡适说：“我是奉太太之命说话的。太太来了之后，我的家确实温暖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孤寂了。”俗话说“年轻夫妻老来伴”，陪他走完一生 的既不是韦莲司，也不是罗慰慈，而是这位小脚太太，看看胡适晚年话语中充满的温情，我们便可感觉到在情感、婚姻问题上“胡适先生”和“适之先生”的心态已 是完全不同。唐德刚谈的是“胡适先生”，夏志清谈的是“适之先生”，既然如此，不分歧不吵架那才奇怪呢！所以没和胡氏话一夜到天明般的深入个几十个小时， 也就无法真切体会胡适先生嘴里反驳着“胡说！胡说！”又坏坏笑着的背后寓意了；只有和他谈，察言观色，才能了解他的认真，体认他的细致，觉察他的狡黠。了 解“胡适先生”最好的两本书是《胡适杂忆》和《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但是胡颂平先生是行政人员，只能记录不能拓展开来阐发，其在学力上与唐先生就不能 比了，这大概也是唐氏当年处在卫胡、反胡两派夹缝中感慨“这是学术界、思想界的大事，同苏雪林教授、胡颂平先生等哪能说得清呢！”的原因了。

胡适给唐德刚的字

至 于由唐氏牵引出来的胡适博士学位案，一波三折，尚无公认的定论。德刚并未把胡适作为一尊神像供奉起来，而是全力贯彻了其师“洞山和尚”的精神，他的著述， 无论是《胡适杂忆》，还是其他零散论及胡适的篇章，对胡夫子都采取了“半肯半不肯”的批判态度。我想，胡适泉下有知，虽然脸上不会高兴，内心也会称赞德刚 未“辜负先师”吧！

而 今大陆“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则是唐氏几十年前的预言：要之，胡适之的思想是个一等强国，物阜民丰……太平盛世的思想。既然中国总归也有一等强国……太 平盛世的一天，胡适的思想可能也还会有他的好日子（《胡适口述自传》第五章注二七）。如果要读胡适，牵涉“胡适先生”这一块就必须读唐德刚，就像了解“胡 适之先生”必须读余英时一样。

唐氏口述史

国 人普遍知道口述史得归功于唐德刚，所谓“科以人传科亦重，人以科传人可知”，口述史因唐德刚而走入寻常百姓家，为大多数人知晓；唐德刚以口述历史闻于国 人。这种西洋舶来品如今在中国生根发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常常有人谈及，时时有人涉足，但是其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吾人未必了然于心。口述史随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诞生，是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亚伦·芮文斯（Allan Nevins）推展开来的，唐德刚作为弟子和手下，也参与其中，具体操作时，从顾维钧、胡适到李宗仁，避难美邦的名流让其尽收囊中。

口 述史是个很大的课题，涉及理念、理论和实践多方面。唐氏有自身一套关于口述史的理念，他认为，“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 而“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这种史料是“活的史料”，是“可以加以补充改正”的。 “其实它的实际工作，比起一般的写作，更为艰苦。何也？因为一般史书的写作，只是根据各种史料，按图索骥，写其‘书’而已矣。搞口述历史就要多一层工作 了，它在一般史学的著述程序之外，还要加上当事人关键性的‘口述’，而这种口述，往往是画龙点睛，与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照常理而言，一个人独 自工作总比两人一起工作要方便，口述史却是一个需要协作的团体作业，不能一人独大。我们也可以说，口述史是一项工程，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沉浸其中大半辈子的唐老先生慨言，“‘我讲你写’就成了。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难是实际工作体验出来的，未吃过苦头的人，是永远不会相信的，这就是所谓内行外行之别了。”这从与唐氏合作做口述史的几个人的口述经历比较来看，更显明朗。

胡 适与唐德刚同是史学出身，同样受过史学的现代学术训练，“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深谙史学学术纪律，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用唐氏自己的话“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胡适之先生有句治学名言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此时可是身体力行，“一字千钧，半丝不苟”。而且有时候 比唐德刚还严格，“有时候我要记下他说的话，他说这个言出无据”。所以，唐德刚做胡适的口述史是最省力的。

顾维钧同样受过西洋学术训练和理念熏陶，即便其专业并非史学，而且一生只是位“技术官僚”，但他有种宽容的理念和绅士的人格，唐德刚多年后回忆：

一次顾氏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我更正了他的错误，顾公不服，并说“事如昨日”也。我取出“顾总长”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再次反证，顾公才服输。

“唐博士”，顾总长安慰我说，“这一章是错了。下礼拜，我俩重行写过。”

顾氏文质彬彬，谦谦君子，受英美之风熏染，知错即改，这样的性格是其他几位口述者没有的。这种差别在李宗仁、张学良二位军人身上表现尤为明显，因为“他们都是拿指挥刀的人，把发号施令，绝对服从，视为当然的”，你唐德刚当然要听老总的了。

李 宗仁便认为他自己所讲的，“无一而不可以写下，传之后世”， “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比如有一次，李宗仁说自己到黄埔军校第一次见蒋介石是在五月，而唐氏查资料显示是在三月，便又问李 宗仁，李说不可能。唐德刚说，德公，你记日记吗？你和蒋公见面有秘书给你记吗？他说我和蒋介石见面都是商量国家大事，哪会带秘书？德刚说，德公，记忆有时 是不准的，你没有记忆，但黄埔军校有记忆！于是唐氏一步一步解释历史学行业规则，告诉他“写历史也要有正确的‘学术情报’，情报不正确，写出的历史，就要 惹行家讪笑了”。

另 有一次德邻公详述抗战时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唐德刚大概是听出不对劲的地方，问他“国际情报”从何而来，回答“听孙科说的”，唐又问“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 鼎吗？”德邻公信心开始动摇了。这里德刚的“训练”见了功效，李氏最起码学会了怀疑不轻信的史学信念，然后，德刚又说，“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 上，会引起笑话呢。”李公若有所悟地连说，“抽掉，抽掉！”好在德邻公从善如流，能够尊重专家意见，才有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皇皇中英文不同版本巨著《李 宗仁回忆录》。

可 是张学良就不同了，他少帅出身，是霸气十足、自以为是的人物。“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不能校正他”，“你要听我的话，做学问，我是排长，你是小兵”，唐 氏反而要听他的。唐德刚跟张学良说，汉公，你这个事情记错了，他说：“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唐氏详细回忆一次说：

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

他说：“你知道什么？！”他是少帅，我连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我的话！”

我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

“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

张 学良一辈子没人能管得了，如何会听一个区区博士的话，“他自始至终，认为‘口述历史’就只是‘我讲你写’，一部像李宗仁那样的回忆录，就可以出炉了”，用 昔日拿枪杆的手法来拿笔杆，其结果是必定会出笑话，作为史家的唐氏就此又难以说服张少帅。所以，德刚遗憾的说，“我跟张学良很熟，但我跟他接触后发现，他 的话我可以听，但张学良的书我不能做”。通过亲身体会，唐德刚认识到少帅可不是贫苦出身的李长官，基本上属于“不可雕”之列，“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 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不要说带入史学殿堂了，就连史学的大门口都不能带他远远张望，合作下去，与自身理念、行业规则相悖反，只能 徒伤脑筋，张学良不怕闹笑话，唐德刚闹笑话却是要丢掉饭碗的。加上年纪原因，唐氏知难而退，于是我们始终未能看到唐德刚撰写的张学良回忆录。

唐德刚与张学良

所 以，“你的事情装在头脑里，你的头脑有多大？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顾维钧那么仔细的人，还有错，何况张学良？”，史学出身者，特别是治学术史、思想 史的学人，评点人物，月旦春秋，对于记忆不可靠这点感触真是体会深刻，一个人的脑容量，在纸质时代抵不上图书馆的万卷藏书，在电子时代，和计算机存储相比 更是小巫见大巫，这点怵惕是行外人士无法体会的。如果说史学家本职是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并赋予其意义的话，那么口述史这种纯属回忆性质的东西，恰好在史学 家的匡正范围内。这些经验是在汗牛充栋的典籍、资料、档案中读出来的，唐氏为这几个人做口述史读过的资料是以箱子为计量单位度量的！“所以口述史并不是对 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这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听取口述者回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凡涉及的历史事件，我就想方设法将有关的史 料查找出来，加以补充和核对”。而李宗仁先生“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唐氏总括的撰 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步骤可作为其口述史一般流程：

“最 初我把他老人家十余小时的聊天记录，沙里淘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再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那时尚没有《民国大事日 志》一类的可靠的‘工具书’——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段信史”。

胡 适的口述史，其口述部分占百分之五十，李宗仁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剩下的都要唐德刚从图书档案、报纸等各方面找资料补充、印证。从唐德刚的著述中可以看 出，这些口述史的方法论的讨论大多是在写李宗仁、张学良、顾维钧口述史经过时带出来的，写胡适时极少谈到这些，何也？胡适是行内人，没必要。

口 述史至今还没得到一些史学家的认可，未能登上史学的大雅之堂，有人是不屑为之，有人则是不能为之。它不是谈话录，不是两人对话完毕整理形成纸质文档；它也 不是零散片，诚如英格兰史学大家梅特兰所说的“历史是张无接缝的网”，口述史是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溪流，终究要汇于大水，因此要靠撰写者来完成溪流归宗 的任务，撰写者脑中要有历史整体的脉络，前后左右要都了解；它更不是一问一答简单的言语倾吐，它需要撰写者牵引口述者的思维，撰写者要十分了解口述者的经 历生平、历史的缺口以及已经公开的信息，挖掘未有的资料，避免重复的劳动。口述史在记录口述者生平重要事迹之外，还担负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发掘新史料，填充 历史空白，否则做出来的是平淡无奇、别人都知道的东西，写出来就没什么意义了。当其时唐氏为胡适做口述史，“胡先生不赞成我的‘填空白’的主张，但是在我 们闲聊之时，他老人家无意中，竟把一个个‘空白’都填了起来”，而且“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且远大于正式访问”。要知道，胡 适之所以能够去“填”空白，是在唐德刚把坑挖好的前提下的，“有时也故意把话题引向我所要探索的部门，让胡老师尽量发挥”，虽然反对，胡适还是在好谈的性 格下稀里糊涂地走进了唐德刚提前挖好的“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胡适杂忆》理所当然的“也是口述历史”。因此，“搞口述历史如果没有相当经验，没法 搞”。余英时先生推崇唐氏所做李宗仁口述和张学良口述的原因就在于其提供了新的史料。所以撰写者要对口述者涉及的史料，已经出版的、未经证实的，十分熟 谂，才能有新的获得。

然 而，口述史也不是绝对的中立，中立只能是在技术方面。唐德刚说，“但是纵使一件史实是忠实无欺的，可是解释起来，必然会有其一面之词——这不但是个历史学 家对一位历史制造者所无法阻止的，同时也是应该鼓励他说的，是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读史者欲知真相，则听了公的，再去听婆的，那自然真相大 白。”所以，复原历史是项苦差事，若是“不得其意，则往往‘以己意出之’”，那么我们相信唐氏是无意，非有心也。

在 唐氏口述史中，还有文学的影像，我们看唐氏口述史，都是形象徐徐，妙笔生花，他的观念中，文学与史学的关系是“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 “史以文传”，是故，“我想凡是够资格做口述历史的人，都应该有几分文学的素养”。在唐氏口述史里，撰写者是要兼具史学家见识和文学家才气的，这就是唐氏 口述史，我们也确信，这才口述史的正路。

看来，要写出藏之名山的口述历史，史学家的功底、相当的经验、文学的笔调缺一不可，唐氏口述史的成功也验证了这是一条通途。如此，吾人还敢去随便触碰口述历史吗？还敢说什么“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吗！

 

 二〇一〇年二月初稿

 二〇一三年四月改定于清华园

原刊于《传记文学》（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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