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信用和大数据管理下，权力关系的变迁： 评人民日报《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
由于缺乏官方英文版，本篇评论是基于人民日报《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中文的翻译，因此不免存在可能的错误。英文翻译请参见Flora Sapio 发表的文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日益临近，社会各界关切期待政界能对诸多国家大事做出决定从而推动中国的未来发展。诚然多数议题在党的内部正在讨论研究，一些声音也有时也会流入公共领域，出现在官媒之上。
例如这篇刊载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该文指出一些针对“大数据管理”算法的范围和应用的担忧，以及大数据管理引领政府和政党治理制度革新的担忧。左派和右派都存在担忧。但是，这些担忧潜在的反应了当下对大数据管理以及相应的社会信用制度所持批判论点的理论弱点。
对于左派而言，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象征着将党和官员的权力转移到那些决定数据采集范围以及建设算法的人手中。因此大数据管理和社会信用制度象征着对党对人民以及国家政治领导的正面挑战。与此相关的不仅仅是担忧政治话语权的丧失，同时也担忧权力从党转移到建立和维护该系统的私营企业之中。这也是原文所讲 "先进技术应该带来阿里巴巴的宝藏，而不是潘多拉的盒子。"
右派同样也有着他们的顾虑。从另一个方面出发，他们担心的是在大数据管理以及相关的社会信用制度下，数据采集以及算法维护将脱离法律的约束。而这些法律本身就是建立在融合共产党基本原则的宪法之上的。同左派所顾虑的一样，这一情形将对1978年后形成的在党的领导下的法治制度的挑战。这一担忧流露的是法治话语权的丧失，法治将无法控制技术活动，使技术承担责任。
左派和右派都犯了一个古老的错误，错误的理解了权力的概念以及权力同社会治理力量的关系。左派的错误在于错误的理解了领导以及监督。如果党设立了目标以及评估的方法，那么实现这些基本路线、目标的不同形式不会存在质的不同。在大数据管理的问题上并不存在权力转移改变党的领导角色：相反地，这里存在的是党内责任的变化。左倾的错误即将权力部门化，领导个人化。这也是至1978年以来的一个核心错误。但是更大的错误在于暴露了难以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尽管党的基本原则反对官僚主义，例如党章34条第（5）款要求党员“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党并没有丧失任何通过当下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而形成的领导地位。新的技术带来的不是对党的领导的挑战而是表明要对相关的政府管理方式需要调整。邓小平就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警告过“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
右派错误在于传统上对法作为宪法，法典和规章同实际生活中实施法，规则，规章，制度的形态 （modality）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宪法—法—制度—治理的目标之间不存在天然的必要的关联。在经典设定下，国家机关一直作为治理的中间人，也是法治的中心。然而在大数据管理以及相关的社会信用制度下，两点发生了变化。第一，行政机关的功能由国家机关部门转移到数据采集方以及算法维护方之上。但是这两者同任何职能机关一样依然需要受到外界的监督。第二，行政机关的直接监督转变为通过系统来行使间接监督。两个情形下，系统的优良由其价值观和规则来体现。系统的构架和运营的不同并没有导致脱离中国的规则和价值观，或者导致系统危及法治。
在两种情况下，党章总纲就提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都可以指导我们进行清楚的分析以及更好的来理解有关新的技术手段。无论怎样担忧，这些技术手段不会离开。左派和右派的意见对于更好地发展大数据管理以及建设有效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宝贵的。但是对新生未知物的恐惧不是合理的反对理由。正如同汽车，火车以及飞机改变了社会同运行方式的关联，并造成对法的结构以及治理中心的巨大改变（以及政府机关权力安排）。因此大数据管理以及社会信用制度将改变行政，司法以及政治面貌。但是，基本的制度仅会由于领导者不愿意或者无法对社会新的发展的需要而做出恰当的安排时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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