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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airman leads the Building of the new China (1950; he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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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其高技术司发布了一篇访谈。在访谈中，一位"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回答了记者提问（NDRC 2026）。乍看之下，这一文本平淡无奇，属于重大政策文件出台后例行发布的部委解读。然而，或许可以认为，这一文体的平淡恰恰是其值得研究的原因之一。此类文本处于权威理论向行政指令转化的节点上。在列宁主义体制中，措辞上的细微选择或许正是在这一转化节点上分量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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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该文件置于其意识形态语境中加以考察。本文的出发点对于政策文本而言或许并不寻常：解读中国列宁主义文本，最好像对待法律文本或经典文本那样，细究其确切措辞。原因并不在于每个词语的含义都是固定的，而在于该体制通过一套"提法"网络进行沟通。这些提法在不同文件之间、在不同时期中反复使用，有时含义不变，有时含义发生迁移。有学者指出，此类文本"以自我指涉式模仿的方式"相互再生产，因此"它们彼此复制，却没有任何一个是另一个的完全镜像"（Backer 2024b）。若此说成立，意义便须在重复与变异之间的细微空间中探寻。
因此，本文对一篇简短且看似例行的文本进行细读。2026年10月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一篇访谈。在访谈中，一位未具名的"有关负责同志"就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回答了记者提问（NDRC 2026）。本文的前提是，此类文本产生于中国列宁主义的权威阐释实践之中，对其措辞给予通常只留给法律或经典文本的关注，或许会有所收获。本文认为，意义存在于该访谈与其上位文本共享的提法网络之中，也存在于访谈在该网络内部所作的细微调整之中。
本文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该负责同志说了什么。这一部分关注访谈所借以表达的各项提法，以及这些提法的用法随时间保持稳定或发生迁移的方式。第二，该访谈如何与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相呼应、延展、收窄或悄然重构。这些文件将新质生产力置于新时代经济理论的核心位置附近，包括《决定》、《公报》以及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2024b；Xi 2024）。第三，如何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化的认知结构与元制度结构中解读这一文本层级，并将其与全球话语中的发展与现代化框架相区分（Backer 2026）。
全文始终区分面向内部受众的文本与面向外部受众的文本。内部话语是以新质生产力推进现代化的话语，面向干部，并通过群众路线学习材料面向公众（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外部话语则与可称为"新时代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话语联系更为紧密。这一话语从习近平2019年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提出的建设"高质量世界经济"的倡议（Xi 2019），一直延伸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架构及其四大全球倡议（Parton 2026）。该访谈表明，内部话语已变得更具防御性和纪律性，而外部话语依然保持其普遍化取向。若借助罗伯特·科弗（Robert Cover）关于"规范世界"（nomos）与叙事的理论加以解读（Backer 2022），二者之间的距离可以理解为两种叙事之间的距离：一种在国内拥有自身的执行手段，另一种仍在海外寻求此类手段。本文旨在重构官方意义的结构，而非检验政策的实际运作，其结论也是在充分意识到这一局限的前提下提出的。
解读一位“有关负责同志”的答记者问：新质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表达
白轲（Larry Catá Backer）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迪金森法学院 W. Richard and Mary Eshelman 学者、法学与国际事务教授
工作稿，2026年10月
（本文系英文原稿的中文译本）
摘要
本文对一篇篇幅不长、形式上看似常规的文本进行细读。2026年10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一篇答记者问，由一位未具名的“有关负责同志”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回答记者提问（NDRC 2026）。本文的基本前提是：在中国共产党权威性阐释的实践中形成的此类文本，或许值得以通常用于研读法律文本或经典文本的审慎态度加以对待。本文认为，文本的意义既存在于该答记者问与上位文本共享的提法网络之中，也存在于它在这一网络内部所作的细微调整之中。
本文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该负责同志究竟说了什么，尤其关注答记者问所使用的提法，以及这些提法的用法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与变化。第二，该答记者问如何与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相衔接、拓展、聚焦或作出阐释性调整。这些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会公报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定》的说明，它们将新质生产力确立为新时代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2024b；Xi 2024）。第三，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形成的认知结构与元制度结构之中理解上述文本层级，并将其与全球话语中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加以区分（Backer 2026）。
全文始终区分面向内部与面向外部的两种表达。面向内部的表达是以新质生产力推进现代化的话语，通过答记者问等文本面向干部，并通过群众路线意义上的学习材料面向社会公众（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面向外部的表达则更多地与新时代国际主义相关联，从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提出“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Xi 2019），延伸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四大全球倡议的整体框架（Parton 2026）。该答记者问显示，面向内部的表达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强调纠偏与规范，而面向外部的表达则保持普遍性的取向。借助罗伯特·科弗（Robert Cover）关于“规范世界”（nomos）与“叙事”（narrative）的理论（Backer 2022），两者之间的差异或可理解为：一种叙事在国内具备自身的实施机制，另一种叙事在国际层面仍在寻求共识与实施路径。本文的目标是重构官方文本的意义结构，而非评估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结论亦在这一限度内提出。
政策研究者摘要
为何一篇简短的部门答记者问值得关注。 中国的政策文本具有层级结构。最上层是党的全会决定，其下是权威性说明，再下是国务院等发布的政策文件，然后是本文所讨论的部门答记者问，最后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学习材料。每一层级都沿用上一层级的表述，但很少完全一致，细微变化可能反映政策重点的走向（Backer 2024b）。该答记者问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处于理论表述与具体执行者相衔接的位置。
一、负责同志说了什么。 答记者问说明了为何在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提出新质生产力三年之后印发《意见》，并给出三点考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解决工作实践中已出现的苗头性问题（NDRC 2026）。所列问题包括：片面地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同于发展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忽视传统产业升级改造，重发展轻改革，以及各地产业布局同质化。答记者问提出四条原则：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和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最后强调要把贯彻落实《意见》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并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
二、与三中全会文件的关系。 总体而言，答记者问完整沿用了三中全会的主要表述，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论断以及人才评价的导向（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在若干方面，它作出了聚焦或阐释性调整：
• “先立后破”在《决定》中是关于制度建设的原则，答记者问将其运用于新旧动能平稳接续、防止传统产业被过早弃置；
• 关于市场监管，《决定》表述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答记者问表述为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 答记者问将整治“内卷”与《决定》相联系，而在本文所查阅的《决定》中文文本中未见“内卷”一词。
三、如何理解。 一种可能的理解是：该答记者问体现了一个具有自我校正功能的体系。2024年的公众学习材料记录了各地实践中的若干偏差，并称之为“误区”（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两年后，这些内容以正式部署和干部要求的形式再次出现。在这一体系中，“现代化”与其说是单一的政策目标，不如说是界定问题、确认解决方案的基本框架（Backer 2026）。
四、对内表达与对外表达。 对内，话语强调自立自强、规范要求与抓好落实；对外，话语强调共同繁荣、多边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由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加以支撑（Xi 2019；Parton 2026）。两类表达使用相关词汇，但本文不将其视为同一方案或同一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
若干启示
• 重视下位文本中的方向性信息。 部门答记者问可能先于上位文本体现重点调整，将其与全会文件逐字比对具有参考价值。
• “纠偏”是体系设计的组成部分，未必意味着政策退却。 承认地方实践中的偏差，是该体系重申工作要求的一种方式。
• 传统产业仍将受到重视。 答记者问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强调表明，产业政策未必如部分表述所显示的那样单向侧重前沿领域。
• 两类表达面向不同受众。 对外关于开放与合作的表述，与对内关于自立自强和安全的强调并存，单独依据其中一方可能难以全面把握整体立场。
• “高质量”的标准由内部界定。 在国内，何为“高质量”由党确定的标准加以衡量；在国际层面，相关标准尚未形成共识（Backer 2019）。
• 审慎对待关于执行情况的文献材料。 有关地方问题的记述主要来自官方渠道，更能反映体系的自我认知，而不一定直接反映基层实际（Backer 2026）。
一、引言
（一）研究对象及精确解读的意义
2026年10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高技术司发布答记者问，由一位“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回答记者提问（NDRC 2026）。初看之下，这是一篇重要政策文件印发后例行发布的部门解读文本。然而，或许正是这种文体的平实性使其值得研究。此类文本处于权威理论表述转化为行政部署的环节，而在列宁主义政党的工作体系中，措辞上的细微选择可能恰恰在这一环节最具分量。
因此，本文从一个对于政策文本而言或许并不常见的前提出发：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文本，宜采用通常用于研读法律文本或经典文本的精确态度。这并非因为每个词语的含义一成不变，而是因为这一体系通过一套在不同文件之间、在不同时期反复使用的提法进行表达，这些提法有时含义不变，有时含义有所变化。有研究者指出，此类文本以“自我指涉的模仿”方式相互呈现，“彼此再现，但又并非完全相同的镜像”（Backer 2024b）。若此说成立，文本的意义便应在重复与变化之间的细微空间中加以探寻。
（二）三个问题
本文围绕三个层层递进的问题展开。
第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究竟说了什么。 这一问题比表面看来更为具体：答记者问使用了哪些提法，各自出自何处；它们是原文沿用、有所调整，还是被赋予新的用途；又有哪些内容未被提及。第二部分对相关提法加以梳理，并附术语说明，以便读者把握“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纠偏”等提法在文本中的作用。
第二，答记者问与三中全会基础性文件之间的关系。 这些文件包括2024年7月的《决定》、全会公报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定》的说明，它们共同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确立为改革任务（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8条；2024b；Xi 2024）。第三部分考察答记者问在哪些方面与上述文件保持一致，在哪些方面有所拓展，在哪些方面更为聚焦，以及在哪些方面作出了可能影响含义的阐释。
第三，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知结构与元制度结构中理解上述内容。 第四部分借鉴一种将现代化理解为“不言而喻的视域”的分析框架。在这一视域中，党和国家“界定问题、论证制度、评价治理并展望中国的未来”（Backer 2026，4）。本文并将这一理解与全球话语和西方话语中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加以对照，后者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区别的对象（Backer 2026，27–30）。
（三）两种表达：对内的现代化话语与对外的国际主义话语
贯穿上述三个问题的，是本文所重视的一项区分。或许最恰当的表述方式，是借用该体系自身似乎采用的说法：文本“面向内部或面向外部”的区别（Backer 2019），或者如对全会公报的一篇解读所言，先锋队“认为对于群众——以及外国人——而言重要的内容”（Backer 2024a）。面向内部的表达本身又分为面向干部的版本和通过群众路线面向人民群众的版本。
面向内部的表达是以新质生产力推进现代化的话语。它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答记者问等文本面向干部，通过《光明日报》调研组2024年8月刊发的大调研报道等学习材料面向社会公众（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其关键词包括规范、抓好落实、自立自强以及“全国一盘棋”（NDRC 2026）。
面向外部的表达面向外国领导人、国际机构以及日益受到重视的“全球南方”，其关键词包括共同未来、开放市场、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改革。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呼吁“携手共进，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Xi 2019）。2021年以来，这一表达逐步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框架，并由四大倡议加以支撑：全球发展倡议（2021年）、全球安全倡议（2022年）、全球文明倡议（2023年）和全球治理倡议（2025年）（Parton 2026，2–3，10）。
本文尝试性地将这一对外表达称为新时代国际主义的一种形式。这一说法参照了此前的一项观点，即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国情特征之一包括“当代形式的国际主义”（Backer 2024e，2）；同时也参照了另一项观察，即国际主义与美国宪政普遍主义一样，都会将本国的理想向外投射为一种范式（Backer 2022，2323–24）。
对外表达的若干特点可审慎地加以说明。在内部表达侧重特殊性之处，对外表达往往侧重普遍性：“高质量”成为“世界经济”的属性，而非中国生产力的属性（Xi 2019）。对外表达基本不涉及干部、纠偏、主要矛盾等党内工作话语。在发展问题上，对外表达往往与西方模式相对照，例如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曾一度笼罩世界（转引自Parton 2026，19）。两种表达也存在交汇之处：2026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提出的“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以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表明，内部表达中关于“人工智能+”的重点可能在对外表达中有所对应（Parton 2026，3–4，17）；对外表达中关于“全球南方”代表性不足的论述（Parton 2026，18），也可与对内表达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论述对照阅读。
对这一区分的若干限度需事先说明。本文并不认为对外表达源于对内表达，或相反。本文亦不认为2019年二十国集团峰会讲话已经包含新质生产力自2023年以来所获得的内涵。该讲话早于这一提法的提出，答记者问将这一提法的提出时间确定为2023年7月（NDRC 2026）。仅在有限意义上，该讲话可被视为一个较早的层次，即其中部分词语与论证结构，如“高质量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在后来的文本中以不同的含义再次出现。本文参考帕顿（Charles Parton）的研究报告，主要是利用其对官方文本及时间的梳理，而非采纳其结论。该报告对相关框架动因和演进前景的判断，反映了特定的政策立场，本文对此不作评价，亦不予采纳。
（四）资料与方法
本文将答记者问与若干权威性和受众各不相同的文本进行对照阅读：
• 三中全会《决定》与公报（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2024b）；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定》的说明（Xi 2024）；
• 《光明日报》大调研报道（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
• 2019年二十国集团峰会讲话（Xi 2019）。
同时参照上述文本发布时的相关解读：对《决定》及习近平总书记说明的解读（Backer 2024a；2024b），对《光明日报》大调研报道的解读（Backer 2024c），以及和平与伦理联盟“帝国问题工作组”对二十国集团峰会讲话的评论（Backer 2019；Sapio 2019）。本文的解释框架借鉴了关于现代化作为中国宪法“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工作论文（Backer 2026）、2024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发言（Backer 2024d）、2024年12月在第十届亚洲宪法论坛的发言（Backer 2024e），以及运用罗伯特·科弗理论分析国际法的论文（Backer 2022）。帕顿关于四大全球倡议的报告则提供了对外框架的文献梳理（Parton 2026）。
关于方法，有三点说明。
1. 本文分析的是官方文本的意义结构，而非政策的实际运行。正如工作论文所言，文件所证明的是“官方表意的结构，而非制度现实的状态”（Backer 2026，91）。关于地方问题的材料主要来自官方渠道，即《光明日报》大调研报道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说明。
2. 翻译本身即是一种阐释。第二部分的译文力求达到所谓“解码”的效果（Backer 2019），其处理只是多种可能理解中的一种。
3. 本文的框架服务于理解，而非价值评判。将现代化理解为上述文本得以成立的视域，并不意味着对该事业作出评价，而是力求在评价之前进行准确重构（Backer 2026，4）。
（五）本文结构
第二部分介绍答记者问原文、翻译说明及术语表。第三部分将答记者问与三中全会文件及其解读进行对照，并将面向干部的版本与面向公众的《光明日报》报道、面向国际的二十国集团讲话加以比较，以考察对内与对外两种表达。第四部分在“现代化作为生活世界”的框架下解读上述结果，借鉴对二十国集团讲话的评论以及科弗关于规范世界与叙事的理论，探讨答记者问对于理解党、生产力与表述规范之间关系的意义。第三、四部分末尾分别概括该部分可能得出的认识。
二、原文与翻译说明
（一）关于翻译的说明
英文原稿对答记者问的翻译采取功能对等而非逐字对应的方式。对于党和国家文件中固定使用的提法，英文译本保留汉语拼音并附简要说明，以便外文读者理解这些提法在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话语体系中的作用。有两点处理值得说明。其一，“新质生产力”采用官方英文译法“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原稿文件标题中出现的“New-Type Productive Forces”并非通行译法。其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别译为“productive forces”与“relations of production”，以保持文本所援引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脉络。中文版直接收录答记者问原文，不再回译英文译本。
（二）主要提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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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法 |
英文译法 |
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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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 |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质”强调生产力发展进入质态跃升的新阶段，而不仅是出现新的产业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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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
important expositions; the spirit of important instructions and written comments |
领导人权威性论述的规范类别；“批示”指在文件上作出的批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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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遵循 |
fundamental guide to be followed |
表明领导人思想是文本的根本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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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思想行动 |
unifying thought and action |
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常用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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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头性问题 |
incipient problems |
“苗头”喻指问题初现，强调及早纠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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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偏 |
rectifying deviations |
党的工作话语中的常用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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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 |
adap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
传统成语，在政策话语中广泛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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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立后破 |
establish first, then break |
新旧动能接续的次序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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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
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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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哄而上 |
herd-like rushing in |
指盲目跟风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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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切 |
one-size-fits-all |
指脱离实际的统一化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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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皮 |
“two skins” |
喻指科技与经济相互脱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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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举国体制 |
new-type whole-nation system |
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制度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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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者 |
“the great matters of the state” |
新时代指称事关全局的重大事项的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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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政绩观 |
correct outlook on political performance |
关于干部如何看待和创造政绩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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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过河 |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for the stones |
改革开放以来的试点探索方法。 |
（三）答记者问原文
以下原文录自本文所使用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稿（NDRC 2026）。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答记者问
发布时间：2026/10/09
来源：高技术司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就《意见》接受采访，回答记者提问。
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有3年。在这个时间点，党中央和国务院印发《意见》有什么考虑？
答：过去3年，全国上下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新质生产力丰富内涵认识更加深刻，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时隔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印发《意见》，我理解，主要有3方面考虑。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时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问题。《意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总结理论研究成果和生动实践成果，提出19条重大发展改革任务，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思想理论转化为行动指南，为全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思想行动的标尺。
二是指导“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这就告诉我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是为指导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这个时间点印发《意见》，对统一全国思想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解决工作实践中已出现的苗头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后，全国上下高度重视、积极实践，但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苗头性问题。比如，有的片面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抓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忽视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有的重发展轻改革，割裂发展、改革任务，没有将改革贯穿到各领域全过程；有的布局规划未来产业、新兴产业赛道雷同，没有体现因地制宜要求。《意见》针对这些问题，研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举措。
问：《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是否可视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原则？应如何理解？
答：《意见》提出这4条原则，是党中央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是针对实践探索中出现的脱离实际盲目布局和投资、一哄而上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的纠偏。实践中要始终坚持这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一是坚持创新主导，就是要把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起点。我们党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等重大论断，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过去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始终沿着重视科技、依靠创新的逻辑向前演进。新时代，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始终坚持创新主导，既要抓好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又要抓好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
二是坚持改革为要，就是要把改革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招。过去几十年，我们党领导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依靠改革开路，持续推进科技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破除束缚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解放和激发各类先进生产要素活力。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就是要把立足资源禀赋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准则。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具备一定禀赋条件，要充分考虑现实可行性。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同地区自然资源、产业基础、科技创新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发展新质生产力决不能上下一般粗、搞同一种模式，绝不能同质化重复建设造成巨大资源浪费。《意见》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引导大家科学理性、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
四是坚持先立后破，就是要把新旧动能平稳接续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路径。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只是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不仅要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还要处理好立与破的时序。该立的要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要在立起来的基础上坚决破，即等新动能成长稳固之后，再有序淘汰旧动能，避免经济断层、就业被动。《意见》强调先立后破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引导大家做好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问：文件提出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实践中如何具体把握这些关系？
答：我理解，这是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的总要求，实践中要坚持辩证思维、系统观念，防止片面化、绝对化、一刀切。
一是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重点在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上。有所为，就是要将工作重心放在优化市场环境、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等上，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提供大舞台。有所不为，就是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搞恶性招商引资、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等。
二是统筹好质态和业态的关系。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质态是生产力的内在品质、发展质量，业态是生产力的外在表现形态、载体依托。质态和业态是辩证统一的，质态影响业态，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业态承载质态，任何先进技术都要依托具体业态落地。统筹好质态和业态的关系，就是要将质优作为所有业态发展的导向，不能简单将新质生产力等同于某些业态，推动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联动发展，防止单兵突进。
三是统筹好改革和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得越快越好，就越需要改革，而且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统筹好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就是要坚持改革和发展并举并重，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供给贯穿到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充分调动全社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积极性创造性。
四是统筹好自主和开放的关系。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统筹好自主和开放的关系，就是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吸引全球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经济实力、自主创新能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五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各类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两者辩证统一、不可偏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既要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又要前瞻研判技术伦理、数据安全、产业风险等各类隐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问：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部署“大力推进科技创新”5项重大任务时有什么考虑？
答：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5大任务之首，就是为了强调其重要性。这一部分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安排了5项重大任务。
一是从着眼长远和立足当前两方面部署“干什么”。着眼长远，《意见》部署“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主要考虑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和源头技术供给。立足当前，《意见》部署“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主要考虑是，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二是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部署“谁来干”。从政府有为角度，《意见》部署“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主要考虑是，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些年，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体系化攻关上积累了不少经验。《意见》总结成功经验，从体制机制改革、重大科技项目、重大创新平台等方面，对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出部署，目的就是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从市场有效角度，《意见》部署“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未来产业兴起、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升级改造，都要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都要靠企业一步一步突破带动。只有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才能破解科技和经济“两张皮”问题，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三是从现实生产力目标部署干成什么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不是发表论文、申请到专利就大功告成了，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意见》将“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为重大任务之一，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中部署，就是要引导大家更加重视应用导向，将科技创新目标锚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
问：《意见》为什么要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
答：《意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部分，主要部署“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内容。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主要有3方面考虑。
一是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时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成为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分，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是为了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以实际应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向上生长，形成以创新带应用、以应用促创新的良性循环。
二是人工智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人工智能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生活，催生出无人驾驶、人形机器人、自主飞行无人机、脑机接口、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智能电脑、智能穿戴设备等新领域新赛道，同时对赋能传统产业升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意见》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是为了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及时将智能领域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具体产业链条上，以智能化带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三是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和商业化规模化应用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系统工程。从科技突破看，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构建自主可控、协同运行的基础软硬件系统。从要素支撑看，要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加强人才引育。从规模应用看，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构建创新活跃的智能经济和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从安全保障看，要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意见》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是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复杂系统工程。
问：《意见》突出强调“积极推进能源革命”，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意见》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这是党中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和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全球能源供需格局深度重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大背景下，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我理解，《意见》在这部分突出强调要“积极推进能源革命”，主要有3方面考虑。
一是能源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赛道。当前，以绿色低碳为标志的能源革命正在全面跨过技术积累拐点，进入到快速商业化规模化发展阶段。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数据显示，2010—2025年，光伏、陆上风电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89%、71%；2025年全球超九成新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成本低于化石能源电站。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能源总投资将达到3.4万亿美元，其中2.2万亿美元投向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等清洁能源领域，已成为全球布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
二是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从排放源头看，能源活动贡献了我国80%以上的碳排放量，其中电力行业碳排放超过全社会碳排放的40%，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主要矛盾集中在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上。中国式现代化以实体经济为根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中长期看，我国能源刚性需求仍将继续增长。从源头上减碳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治本之策，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清洁能源规模化扩张，覆盖新增用能需求，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存量。
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能源革命来提供可靠安全保障。当前，地区冲突频发加剧地缘政治风险，能源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属性更加突出，全球能源市场波动加剧。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特别是满足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用能增长需求，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求我们积极推动能源革命，持续提高国内能源供给占比。
问：《意见》为什么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答：前面讲过，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改革作为关键一招。《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回答了科技体制改革主攻方向没有变，那就是要继续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破解科技和经济“两张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回顾过去40多年科技体制改革历程可以发现，这一主攻方向一直没有变。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吹响“科学的春天”号角，确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85年3月，党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目标锁定在解决科研与生产割裂、科技和经济“两张皮”上。1999年8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把企业确立为技术创新主体，目标仍然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部署科技体制改革时强调，“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进一步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
虽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变，但实现路径还是有不小变化。比如，过去为解决科技和经济“两张皮”问题，比较注重供给端改革，强调科技创新成果要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产学研紧密结合等，比较突出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意见》在继续强调供给端改革的同时，更加重视需求端发力。《意见》在这项重大改革任务开篇，就要求“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按需部署科技任务，健全需求导向的选题制度、责权利一致的管理制度、应用导向的评价制度”，更加突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问：《意见》为什么要在“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部分，单独部署“完善市场监管制度”任务？实践中如何抓好落实？
答：许多新技术新领域新赛道具备“双刃剑”特征，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就必须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才能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意见》将“完善市场监管制度”作为重大任务部署，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抓《意见》部署的监管改革任务落实过程中，要着重处理好4个关系。
一是坚持辩证思维，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要在监管中用好辩证法，坚持以发展为导向、以安全为底线，做到发展和安全、“放”和“管”相统一，防止“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二是坚持包容审慎，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只有守正才能保证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更好地守正。对新质生产力的监管，要在坚守质量和安全底线前提下，为创新留足发展空间，根据不同领域特点和风险程度确定监管内容、方式和频次，严禁放任不管或简单封杀。
三是坚持试点先行，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探索新的监管规则和新的监管方式方法，要坚持试点先行。对看得还不那么准、又必须取得突破的监管改革，要先行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开创新路，取得经验后再推开。
四是坚持分类施策，处理好刚性与灵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执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对看得准、有发展前景的，要引导健康规范；对一时看不准的，要设置“观察期”；对潜在风险大的，要严格监管；对非法经营的，要坚决查处。
问：《意见》对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作出系统部署，如何抓好这些改革任务落实？
答：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能动主体。《意见》从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等方面，对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作出系统部署。在实践中，要重点抓好3方面工作。
一是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中国是一个大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任务，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满足这样庞大的人才需求必须主要靠自己培养，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实践中，要切实抓好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及学科专业设置、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企业和高校联合定制化培养人才、支持用人单位培养人才等重大任务落实，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二是更加重视人才激励评价。人才激励评价制度是调整创新主体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合理分配收益、科学评价贡献，能够理顺国家战略目标、用人单位目标、人才自我实现需求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实践中，一方面要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改革，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另一方面要加快推动科研人员考核评价激励与报项目、发论文、评奖励等适度脱钩，防止简单按人才“帽子”定薪酬、定职称、定待遇。
三是更加重视人才合理流动。科学知识、技术经验、创新能力内化于人，人才是科技知识唯一活载体。人才合理流动是科技知识跨主体、跨产业转移，既有利于人才要素与其他创新要素优化组合，又有利于人力资本增值。实践中，要加快破除各种隐性壁垒，畅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支持科研人员在事业单位和企业间合理流动；要健全“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畅通产业工人向上发展通道。
问：下一步如何抓好《意见》落实？
答：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重大科学论断。理论上，需要持续深化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大众化传播。实践上，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强化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和重点领域统筹，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抓《意见》贯彻落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结合实际探索发展路径，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加强宣传推广，营造良好氛围。同时，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系统工程，抓《意见》落实过程中，还要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注重与抓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相结合。
一是与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从严整改整治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哄而上、大干快上，盲目上马同质化产业项目、跟风布局新赛道，忽视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基础设施等基础性工作，脱离地方资源禀赋搞“一刀切”产业布局，盲目举债铺摊子、违规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突破环保红线、产业链安全底线，打造华而不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突出问题。
二是与抓“十五五”规划纲要及专项规划实施相结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和地方五年规划纲要都已出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绿色低碳、人才发展等领域专项规划相继发布，为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施工图。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抓好这些规划落实。
三是与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改革任务贯彻落实相结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作为改革重点，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治理体系，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整治招商内卷与同质化重复建设，完善新业态包容审慎监管，统筹科技伦理与发展安全等重大改革任务。各方面要持续将党中央部署的这些改革任务落实落细落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环境。
三、对照三中全会文件及其解读阅读答记者问
（一）文本层级与受众
党和国家的文件可以理解为一个层级体系，下位文本对上位文本加以展开和落实。同时，这些文件又面向不同受众，同一理论内容会以不同方式加以阐释。有解读指出，每次全会结束时发布的公报，都会阐明先锋队“认为对于群众——以及外国人——而言重要的内容”（Backer 2024a）。“帝国问题工作组”在解读中国领导人讲话时，也注意区分其“面向内部还是面向外部”（Backer 2019）。就本文而言，相关文本可作如下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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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与受众 |
文本 |
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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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威文本 |
三中全会《决定》与公报（2024年7月） |
面向全党；《决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方案（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2024b；Backer 202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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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威说明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定》的说明 |
面向全会及高级干部；阐明议题考虑、起草过程与主要内容（Xi 2024；Backer 202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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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向干部的解读 |
2026年《意见》及国家发展改革委答记者问 |
面向各部门、各地方和广大干部；将理论部署转化为工作任务并纠正偏差（NDRC 2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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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群众路线意义上的解读 |
《光明日报》大调研报道（2024年8月） |
面向社会公众；以调研、案例与号召阐释概念（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Backer 202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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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外部 |
2019年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讲话；四大全球倡议 |
面向外国领导人和国际机构；对外阐述发展理念（Xi 2019；Backer 2019；Parton 2026）。 |
《决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直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2条）。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明阐明了全会议题的考虑、文件起草过程以及各部分的主要内容（Xi 2024）。答记者问明确了自身在这一链条中的位置：它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指出《意见》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性思想理论转化为行动指南”（NDRC 2026），并将贯彻落实置于三中全会改革任务的框架之内。
由此或可认为，答记者问最适合被理解为一种阐释性文本，其意义可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何处原文沿用上位文本，何处调整了重点，何处有所拓展。由于这一层级体系面向不同受众，还需进一步追问：面向干部的版本与面向群众、面向国际的版本相比，有哪些共同之处，又有哪些内容未予涉及。答记者问的发布时间也有助于确定其定位。《决定》提出到2029年完成所提出的改革任务（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3条），公报提出要切实搞好“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b）。答记者问发布于“十五五”开局之年，因而兼具阶段性总结与工作纠偏的双重性质。
（二）理论核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答记者问明确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NDRC 2026）。这与《决定》指导思想部分关于“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的要求相呼应（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2条），公报亦有相同表述（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b）。
这一联系在《决定》第8条中得到具体体现，该条要求“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8条）。答记者问关于“改革为要”的原则，可视为对第8条的工作化表述：由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改革是“关键一招”（NDRC 2026）。答记者问关于“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表述，几乎原文沿用了《决定》关于改革开放的论断（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1条）。
《决定》第8条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界定新质生产力（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8条）。答记者问没有援引这一表述，而是使用了“质态”与“业态”这一对概念（NDRC 2026）。各文本共同使用的是“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这一界定性表述，它见于《决定》、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明、答记者问以及《光明日报》报道所引用的习近平总书记论述（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8条；Xi 2024；NDRC 2026；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质态—业态”这一对概念可理解为部门在全会界定基础上形成的阐释方式，在本文所查阅的全会文件中未见此表述。
（三）原则表述的调整：“因地制宜”与“先立后破”
答记者问提出四条原则：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NDRC 2026）。其中两条来自全会文件，但所处位置和作用有所不同。
因地制宜。 在全会文件中，这一表述用于限定一项制度性任务，见于《决定》第8条标题及公报（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8条；2024b）。答记者问将其提升为一项工作原则，强调“决不能上下一般粗、搞同一种模式”，防止“同质化重复建设”，并将其与“实事求是”相联系（NDRC 2026）。“实事求是”是《决定》所列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2条）。在全会文件中作为限定语的表述，在答记者问中似乎成为纠正偏差的工作要求。
先立后破。 在《决定》中，这一表述属于“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原则，完整表述为“破立并举、先立后破”（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4条），涉及制度改革的次序。答记者问省略了“破立并举”，将“先立后破”运用于“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强调避免“经济断层、就业被动”（NDRC 2026）。这一调整体现了对传统产业的重视，也与答记者问所指出的“片面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抓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的问题相呼应。《光明日报》报道在提出的问题中已将两者并列，即“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如何践行”（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这或许表明，在2026年《意见》作出正式表述之前，这一侧重已在面向公众的阐释中有所体现。
（四）“重大关系”与系统观念
答记者问提出要统筹处理五对关系：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发展和安全（NDRC 2026）。其方法论即“坚持辩证思维、系统观念”，来自《决定》“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决定》所列为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4条）。比较两组表述可以看出部门的侧重：保留了政府和市场、发展和安全；将活力和秩序纳入关于市场监管的论述；未单独列出经济和社会、效率和公平；增加了三对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直接相关的关系。
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明将其称为“核心问题”（Xi 2024）。答记者问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作答，并提出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搞恶性招商引资等，这是对《决定》关于“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要求的具体落实（NDRC 2026；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6条）。有一处措辞变化值得注意：《决定》与公报要求既“放得活”又“管得住”（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二部分；2024b），答记者问的表述为既“放得活”又“管得好”（NDRC 2026）。这一变化在表述上更强调治理能力，与答记者问关于包容审慎监管的论述相一致。
（五）发展和安全
在发展和安全问题上，答记者问与全会文件高度一致。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表述，来自公报及《决定》关于国家安全的部分（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b；2024a，第十三部分）。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明提到“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决定》亦有相应规定（Xi 2024；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51条）。答记者问进一步指出科技的“双刃剑”效应，提出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NDRC 2026），这与《决定》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和构建科技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的要求相衔接（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14条）。
（六）科技创新与人才：表述最为一致的部分
在创新体系方面，答记者问基本完整地沿用了全会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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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三中全会表述 |
答记者问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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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框架 |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四部分） |
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开展体系化攻关（NDRC 2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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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
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14条；Xi 2024） |
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NDRC 2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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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14条） |
同一表述，并用以破解科技和经济“两张皮”问题（NDRC 2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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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 |
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布局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14条） |
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NDRC 2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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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评价 |
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15条） |
同一导向，并防止简单按人才“帽子”定待遇（NDRC 2026） |
答记者问的特色在于其安排的逻辑，即“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以及对路径变化的说明：过去比较突出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意见》更加突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NDRC 2026）。《决定》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要求为此奠定了基础（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14条），而对这一表述的明确调整则体现于2026年的文本。
（七）纠偏与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明提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Xi 2024）。《决定》要求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并提出“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57—58条）。答记者问运用了这些要求：它将所讨论的问题称为“苗头性问题”，将四条原则称为“纠偏”，并列举需要整改整治的问题（NDRC 2026）。其“把抓《意见》贯彻落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的要求，与公报的表述相呼应（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b）。由此看来，答记者问既是说明性文本，也是规范性文本，其受众至少同样包括地方干部。
（八）群众路线意义上的解读：《光明日报》大调研报道
《光明日报》大调研报道并非面向党内。有解读认为，它是一份旨在“向群众阐释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新质发展的原则与目标”的学习材料（Backer 2024c）。报道刊发于党报《光明日报》头版，由该报调研组撰写，所阐释的依据与答记者问相同：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论述、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部署（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但其形式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1. 以调研确立依据。调研组“从新春开始就踏上了征程”，历时四个月，“去倾听那坚毅笃行的足音”（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这或可视为调查研究方法的公开呈现，但报道本身并未使用“调查研究”一语。相比之下，答记者问的依据来自上位文本，即“根本遵循”。
2. 以典型案例阐释。报道介绍了武汉九峰山实验室的化合物半导体研发、深圳的无人机配送与低空经济、青岛服装企业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转型、合肥的量子计算机，以及合肥从家电产业到新型显示再到集成电路的发展路径（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分别对应“新”“质优”“先进”三个方面。
3. 运用通俗语言与古典诗句。报道告诫不能只是穿“新衣”，不要“穿着别人的鞋走路”，并引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古语；开篇则从人类早期社会到人工智能时代回顾了生产力的发展历程（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
4. 以号召作结。报道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项政绩工程，更不是一件自我装扮的华衣美服”，并以“奔跑吧，让我们加速向前”作结（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
在内容上，这篇报道或许是答记者问后来所称“苗头性问题”的较早公开表述。其“哪些误区要破除”部分指出，新质生产力不能只是穿“新衣”，不是谁的“专属”，不要“一拥而上”；并记录了无所不包的“筐”、“量子床垫”、闲置的生物医药产业园、给传统产业贴上“夕阳产业”标签、照搬照抄模式、三十多个城市在建或筹建智算中心，以及“政绩、规模导向的盲目投资”等现象（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2026年答记者问以面向干部的语言回应了相近的问题：“一拥而上”对应“一哄而上”；报道中“没有旧，哪来新”的观点，对应以“先立后破”保护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表述；政绩导向的投资问题，则对应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的整改整治要求（NDRC 2026）。
两个层级的文本还共享若干具体措施。报道中关于设定行业“观察期”和政策“过渡期”的建议，对应答记者问中对看不准的领域设置“观察期”的表述；关于“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表述，与《决定》一致（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14条）；关于科技人员在学界与产业界双向流动的“旋转门”建议，也与答记者问关于人才流动通道的论述相呼应（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NDRC 2026）。
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侧重点。报道从服务和“撮合”角度阐述政府的“有形之手”，记录了企业对政策连续性的期待，以及“办事不找关系”的改革（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答记者问则从干部要求的角度论述同一关系（NDRC 2026）。面向群众的版本将公众视为受益者和参与者，面向干部的版本则将干部视为需要防止偏差的执行者。两相对照，或可看出群众路线的运行：理论部署传达至群众，问题通过调研反馈，党将其吸收并以纠偏要求的形式再次部署。需要说明的是，认为2024年报道构成2026年《意见》的来源之一，属于本文的理解，两份文本本身均未作此说明。
（九）面向外部的表达：二十国集团峰会讲话与全球倡议
2019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上发表讲话（Xi 2019），比“新质生产力”这一提法进入官方话语早四年；答记者问将该提法的提出时间确定为2023年7月（NDRC 2026）。讲话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既用于世界经济，也用于中国。因此，该讲话只能在有限意义上被视为一个较早的层次：其中部分词语和论证结构在后来的文本中再次出现，但它并未包含新质生产力自2023年以来所获得的内涵，现有材料也不能表明后来的文本源于该讲话。工作论文对现代化概念作了同样的处理，指出若认为早期的党已将现代化作为核心概念，将是一种“时代错置”，因为这一概念只是“逐步凝聚了此前的问题意识”（Backer 2026，60）。对二十国集团讲话也宜持同样审慎的态度。
应区分四种连续性，现有材料对其中的支持程度各不相同。
1. 词语上的连续性部分成立。2019年讲话指出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并提出“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Xi 2019）；答记者问则提出新旧动能“平稳接续”（NDRC 2026）。2019年讲话中未出现“新质生产力”一语。
2. 结构上的连续性在审慎意义上成立。两份文本均从问题出发，提出“高质量”的目标，并主张以改革创新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共同模式对应于工作论文所说的现代化逻辑在“该词语本身缺席或处于边缘”时的运作（Backer 2026，88）。
3. 概念上的连续性不能成立。2019年，“生产力”出现在关于尊重经济规律、发挥市场作用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论述中；2026年，它出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2019年，“高质量”是世界经济和经济运行效率、韧性的属性；2026年，它是中国自身生产力的质态标准。2019年，“新旧动能”是对世界经济的判断；2026年，它是面向干部的工作原则（Xi 2019；NDRC 2026）。
4. 渊源上的连续性缺乏证据。对内文本均未援引该讲话。答记者问以202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为依据，《光明日报》报道则以这些论述、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和三中全会《决定》为依据（NDRC 2026；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
工作论文关于层累的模型使“较早层次”这一说法更为精确：较早的层次“仍然可资利用、被重新阐释，并制约着后来的理解”（Backer 2026，11）。据此，该讲话表明“高质量”“新旧动能”“生产力”以及改革创新等词汇在2019年已经存在，并已用于对外表达。这些词汇可为后来的文本所用；至于后来的文本是否使用、赋予其何种含义，则是2019年讲话本身无法回答的问题。因此，下表记录的是反复出现的词语和论证模式，而非相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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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二十国集团峰会讲话（面向外部，2019年） |
国家发展改革委答记者问（面向内部，202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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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转换 |
世界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 |
以“先立后破”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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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规律 |
尊重经济规律，“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 |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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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
“尊重、保护、鼓励创新”，开展超越疆域局限的国际创新合作 |
创新主导；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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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 |
人类从闭塞走向开放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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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赤字 |
各种难题“都与发展鸿沟、发展赤字有关”；共建“一带一路” |
未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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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承诺 |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进口、外商投资法律制度、平等待遇 |
依托“四个优势”，吸引全球先进优质生产要素 |
资料来源：Xi 2019；NDRC 2026。
在侧重点上，可以看出三点差异。第一，面向外部的表达倾向于普遍性，面向干部的表达倾向于特殊性。在大阪，“高质量”是世界经济的属性，需要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国际金融架构完善和发展合作“携手”实现（Xi 2019）；在答记者问中，“高质量”是中国生产力的属性，需要通过自立自强、“全国一盘棋”和党的领导实现（NDRC 2026）。第二，面向外部的表达基本不涉及党内工作话语。二十国集团讲话未提及党、干部、纠偏或主要矛盾，而是论述市场、多边主义与伙伴精神（Xi 2019）。“帝国问题工作组”的评论认为，相关结构已隐含在讲话标题之中（Backer 2019）。第三，关于开放，2019年面向外部的文本与2026年面向内部的文本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2019年，国际创新合作要“超越疆域局限和人为藩篱”（Xi 2019）；2026年，答记者问论及能源问题的“武器化属性”，强调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未涉及《决定》关于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部署（NDRC 2026；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24条）。由于两份文本面向不同受众，这一对照本身不足以证明时间上的变化。
2021年以来，对外表达形成了更为完整的框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目标，以全球发展倡议（2021年）、全球安全倡议（2022年）、全球文明倡议（2023年）和全球治理倡议（2025年）为支撑（Parton 2026，2–3，10）。帕顿的报告记载：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治理倡议围绕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等理念展开；2026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倡议（Parton 2026，4–5，10）。这些交汇点表明，对外表达可能以共同未来和全球治理改革的话语，承载人工智能、发展等与对内表达相近的重点。至于两者是否存在更为紧密的协调关系，则非本文所查阅的材料所能确证。
（十）答记者问超出全会文件的表述
关于“内卷”。 答记者问将整治招商“内卷”与同质化重复建设同三中全会《决定》相联系（NDRC 2026）。《决定》的相关条款表述为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6条）；在本文所查阅的《决定》中文文本中未见“内卷”一词。《光明日报》报道中有较早的通俗表述，例如硅基半导体制程越来越“卷”，以及大模型领域“百模大战”导致同质竞争（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
关于“人工智能+”与能源革命。 《决定》将人工智能列为战略性产业，并要求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8条、第51条），但未提出“人工智能+”行动。《决定》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49条），答记者问则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并称能源保障和安全是“国之大者”（NDRC 2026）。答记者问还用“主要矛盾”一词描述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这是对一个在习近平总书记说明中用于社会整体的概念的领域性运用（Xi 2024）。
关于开放。 如前所述，答记者问以自立自强为基础论述开放（NDRC 2026），与二十国集团讲话更具普遍性的表述有所不同（Xi 2019）。
（十一）本部分的初步认识
从不同层级和受众的角度看，答记者问可理解为在党的权威性阐释实践中面向干部的阐释性文本。或许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 它基本完整地沿用了全会表述，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改革“只有进行时”的论断以及人才评价导向（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NDRC 2026）。
2. 为纠正偏差，它对部分表述进行了调整或聚焦：“先立后破”由制度建设次序转向新旧动能接续，“因地制宜”成为工作原则。
3. 它以面向干部的语言，回应了《光明日报》报道以通俗语言和典型案例向公众阐述的问题（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
4. 它未采用面向外部的表达中关于“高质量世界经济”、全球治理改革和外资平等待遇等普遍性论述（Xi 2019；Parton 2026），而侧重以自立自强为基础的开放。
5. 它在体现连续性的同时，增加了2026年的若干重点：“人工智能+”、能源革命、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以及以“内卷”概念阐释《决定》。
四、在现代化“生活世界”中理解答记者问：元制度、认知与规范的视角
（一）分析框架
第三部分考察了各文本在何处沿用、调整或拓展彼此，以及面向何种受众。本部分进一步追问：这些调整何以可能，它们对于理解上述文本所处的思想结构有何意义。本部分的出发点是工作论文的观点，即现代化并非诸多政策目标之一，而是“党和国家界定问题、论证制度、评价治理并展望中国未来的组织框架，即不言而喻的视域”；在这一意义上，它作为一种“生活世界”发挥作用，是理解得以成立的条件，而非需要论证的对象（Backer 2026，4）。本部分仅参考了工作论文的部分内容，对该框架的介绍不可避免地有所局限。本部分运用该框架的五个要素。
1. 现代化作为“元能指”：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改革、法治、共同富裕、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等概念借此获得“相互关联的定位”（Backer 2026，98）。
2. 四层次模型：意义从抽象理论到集体与制度实践，再到个体的实践经验，并通过反馈产生党所研判的“新矛盾”（Backer 2026，74–75）。
3. 主要矛盾作为“主导符号”：其表述的调整明确了“现代化所要应对的对象”，从而在不放弃整体框架的前提下对意义领域进行校准（Backer 2026，77–78）。
4. 现代化作为具有组织力量的核心符号：它被赋予组织、奠基、强化、激发和管理的作用，包括规范何种表述可被视为对治理的贡献（Backer 2026，88–90）。
5. 目标与过程的辩证关系：现代化提供方向，但“并不给予最终的停歇之所”（Backer 2026，75–76）。
此外，本部分还借鉴三项资源。其一，关于“阐释”的理解：阐释是层级体系中的集体意义建构，阐释者成为集体在“将文本转化为行动”过程中寻求指导的体现，其权威取决于受托（委托），权威文本应以“自我指涉的模仿”方式加以阅读（Backer 2024b）。其二，“帝国问题工作组”2019年对二十国集团讲话的评论，本文在事后加以运用（Backer 2019；Sapio 2019）。其三，运用科弗关于规范世界与叙事理论的论文，该文认为规范“桥梁”的建构“将因基础叙事的不同而呈现不同方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桥梁在形式上将颇为不同”（Backer 2022，2363）。
（二）作为受托阐释的答记者问：面向多重受众的表达体系
答记者问可理解为一条按受众分化的阐释链条中面向干部的一环。其发言人仅被称为“有关负责同志”（NDRC 2026）。这种不具名方式本身或许具有意义：发言人的重要性在于其所承担的受托阐释职责，而非个人身份。答记者问中反复出现的“我理解”，或许不宜视为个人保留，而应视为阐释者将自身置于文本之下的规范性标记。在此意义上，答记者问在其层级上所做的，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明在更高层级上所做的相同：阐明《意见》的背景，以“根本遵循”论证其依据，并确定重点次序（Backer 2024b；NDRC 2026）。
第三部分（一）所列的受众结构，揭示了单一层级模型难以显示的内容。“自我指涉的模仿”似乎不仅在层级之间发生，也在受众之间发生：二十国集团讲话、《光明日报》报道和答记者问“彼此再现，但又并非完全相同的镜像”（Backer 2024b）。关于“新旧动能”的论述可资说明：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它是对世界经济的判断（Xi 2019）；在面向公众的报道中，它是合肥家电产业升级与宁夏能源化工转型的故事（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在面向干部的文本中，它是“先立后破”的工作原则（NDRC 2026）。表述相同，但其语气与侧重适应受众。如果说“文本并不言说其意义，其意义在于其所为”（Backer 2024e，1），那么文本之所为可能因受众而异。第二部分保留的拼音与说明，旨在保存“较为直白的翻译有时可能显示的言外之意”（Backer 2024a），由此，翻译本身也成为“解码”工作的一部分（Backer 2019）。
（三）不言“现代化”的现代化逻辑
工作论文认为，词语出现的频率“并不能证明现象学结构”，更有力的证据在于现代化逻辑在“该词语本身缺席或处于边缘”时的运作（Backer 2026，84，88）。答记者问仅在个别处使用“现代化”一词，但工作论文所指出的若干特征均有体现：以“开局之年”和“施工图”表现的阶段性建设时间观；以高质量发展作为“十五五”时期主题所体现的面向未来目标的评价方式；以及“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所体现的从科技突破到产业变革再到现实生产力的推进过程（NDRC 2026）。一篇关于产业与科技政策的部门解读，能够在不点明统摄原则的情况下，将人工智能、能源、监管、人才和干部要求纳入同一部署，这与现代化作为“理解得以成立的条件，而非需要论证的对象”的观点相一致（Backer 2026，4）。
二十国集团讲话则提示了一个相关但更为有限的观点。讲话未使用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上的“现代化”，但论及世界经济“再次来到十字路口”、新旧动能转换，以及需要“携手”打造的“高质量”目标（Xi 2019）。“帝国问题工作组”的评论认为，仅讲话标题即对“四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作为宏观经济成功发展范式”作了简明概括（Backer 2019）。该讲话显示了现代化话语语法面向国际受众的运用，但并不表明这一语法当时已具有后来新质生产力所赋予的内涵。
（四）新质生产力：重点的调整而非断裂
新质生产力或可结合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加以理解。有解读认为，这一新表述使“发展生产力”的含义超越物质生产，延伸至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Backer 2024a）；工作论文则将其描述为重点“从总量不足转向结构性和质量性的不足”（Backer 2026，77–78）。答记者问所说的“质态”，即“生产力的内在品质、发展质量”（NDRC 2026），或许正是这种转变所要求的质量标准。
三份文本体现了面向三类受众、处于三个时间节点的相关词汇，但不宜将其视为同一概念依次发展的不同阶段。在2019年二十国集团讲话中，“高质量发展”主要涉及效率与结构性改革（Xi 2019）；在2024年《光明日报》报道中，新提法通过习近平总书记“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的论述加以界定，并置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在2026年答记者问中，这一概念延伸至人工智能、能源、监管、人才和干部要求等方面（NDRC 2026）。
对《光明日报》报道的解读还将这一概念置于更广泛的发展话语之中，包括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该宣言将发展描述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概念可理解为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框架基本前提和目标”的条件下对这一认识的运用（Backer 2024c）。该解读还区分了发展与进步：“发展是运动，进步是赋予这一运动的意义”（Backer 2024c）。据此，三份文本或可说共享发展的词汇，而赋予进步以不同的意义：二十国集团讲话中的共同世界经济，《光明日报》报道中的民族复兴与美好生活，答记者问中的正确贯彻落实。
答记者问对理论发展历程的叙述，似与工作论文关于在延续的生活世界中进行校准的观点相一致。它勾勒了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1978年“科学的春天”，经1985年和1999年的两项决定，到新时代的连续脉络（NDRC 2026）。按照工作论文的模型，较早的层次“仍然可资利用、被重新阐释，并制约着后来的理解”（Backer 2026，11）。由此对第三部分的理解或有两点补充：以“先立后破”保护传统产业，可视为层累作用的体现，即工业化的既有要求仍然制约着新质发展的内涵；以“主要矛盾”描述能源结构，可视为在较窄范围内借用主导符号，使领域性问题在同一意义框架内得以理解（Backer 2026，78–79）。
（五）四个层次：从群众路线调研到面向干部的部署
答记者问或可说明四层次模型中的反馈环节。它以实践中出现的“苗头性问题”论证《意见》的必要性，并将其原则表述为纠偏（NDRC 2026）。按照工作论文的说明，实践经验层面产生的问题会反馈回来，形成“党所研判的新矛盾”（Backer 2026，74–75），但这种反馈是有选择的，并非所有地方经验都会成为理论部署。
第三部分（八）的比较表明，此处的反馈路径或许就是制度化的群众路线。《光明日报》调研历时四个月，采访了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和学者，是党的新闻媒体收集和选择实践经验的一种方式，其关于“误区”的归纳即为结果（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2026年《意见》经答记者问所阐释，又将这些结果作为理论部署加以吸收（NDRC 2026）。工作论文对这一循环的描述似乎适用：“矛盾导致研判，研判确立政治路线，政治路线要求制度变革”（Backer 2026，78）。报道在“哪些误区要破除”部分开头所写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以其自身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辩证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解属于阐释，两份文本均未说明其间存在来源关系。
面向外部的表达处于这一循环之外。二十国集团讲话既无“误区”，也无“纠偏”，而是面向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各国领导人阐述理念与目标（Xi 2019）。这一不对称性在第四部分（九）（十）中具有重要意义。
（六）核心符号与表述规范
工作论文关于现代化作为核心符号的论述，强调其管理功能，即规范“正当话语的边界”，使“无法在现代化语法中加以表述的内容，难以被视为对治理的贡献”（Backer 2026，89–90）。答记者问最后一问所列需要整改整治的问题，或可理解为未能准确把握这一核心概念的种种表现（NDRC 2026）。《光明日报》报道以通俗语言表达了同样的关切，告诫不能把新质生产力当作“新衣”，并记录了一位经济学者的担忧，即概念一旦被泛化和滥用，可能陷入“概念空转”，甚至把概念“玩坏了”（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按照工作论文的说明，核心符号只有在共同体通过反复的制度实践持续赋予其意义时才能保持其作用（Backer 2026，90）。整改整治可理解为这种意义的重新确认；它与全会关于纠治政绩观偏差的机制相结合（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58条；Xi 2024），通过规范使用者来维护这一概念的组织作用。
（七）党是否也是一种生产力：一个初步回答
2024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发言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生产力的管理者或供给者”，还是“同时也是一种更高的生产力”（Backer 2024d）？同年在香港的发言认为，党的领导“代表了生产力的最高表现，也是其引导形式”（Backer 2024e，3）。
答记者问并未以这样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其所明确的主体是政府、市场、企业和人才（NDRC 2026）。但在实践层面，它似乎至少在三个方面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体系本身视为新质发展的对象：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新”的组成部分；政府行为以其对生产力发展的效果加以衡量；干部作风被视为整个部署的前提条件（NDRC 2026）。这与以下观点相呼应：在制度框架之内，“可以谈论政府行政体系和先锋党组织体系的高质量或新质生产”（Backer 2024e，4）。这也与中国人民大学发言中提出的问题相关，即如果党不首先将这些原则运用于自身，群众组织中能否实现深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Backer 2024d），并与工作论文关于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统一的论述相关（Backer 2026，70）。
“帝国问题工作组”对二十国集团讲话的解读将这一问题延伸至国际层面。该评论认为，讲话标题意味着“集体并不自我管理”，讲话的对象是“各个集体的领导核心”（Backer 2019）。如果说党在国内被理解为起引领作用的生产力，二十国集团讲话或许提示了国际层面的类似结构（Backer 2019）。由此，初步的回答是：答记者问在实践中似乎将党视为起引领作用的生产力，而在理论表述上仍保留管理与供给的说法。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发言所言，先锋队理论与生产力理论之间的关系“或许需要进一步研究”（Backer 2024d）。
（八）目标与过程
答记者问关于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表述（NDRC 2026；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1条），与目标和过程的辩证关系相契合。它既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a，第3条），又强调这一过程不会终结，因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得越快越好，就越需要改革”（NDRC 2026）。用工作论文的话说，“现代化的实现本身生成了其重新界定的条件”（Backer 2026，76）。答记者问关于科技“双刃剑”效应的论述，也可以从这一角度理解，即现代化的对象日益成为现代化自身所产生的矛盾（Backer 2026，78）。
二十国集团讲话将类似结构运用于世界层面：世界经济“再次来到十字路口”，需要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Xi 2019）。“帝国问题工作组”的评论指出，所要创造的“尚未形成——这不是修复、重建或维持，而是需要新的东西”（Backer 2019）。在两种表达中，现代化与其说是终点，不如说是政治秩序自我更新的形式（Backer 2026，83–84）。
（九）谁来界定“质量”：“帝国问题工作组”的评论
“帝国问题工作组”对二十国集团讲话的评论提出了一个关于“高质量”的观点，或许适用于本文所讨论的各个阐释层级。该评论认为，“高质量”增加了“价值判断，但并未提供衡量这一价值的方法”；衡量需要“共识”或“衡量框架”，需要“数据”“分析”，以及“为作出质量判断的决策者确定领导角色的制度”（Backer 2019）。
据此观之，答记者问或可理解为在国内层面对2019年讲话标题所留问题的实践回答。在国内，标准是明确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对不同领域分别引导、设置观察期、严格监管或依法查处的分类监管；以及防止简单按人才“帽子”确定待遇（NDRC 2026）。作出质量判断的主体也是明确的，即“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及相应的整改整治工作（NDRC 2026）。《光明日报》报道关于何为“新”、何为“质优”、何为“先进”的三问，则是面向群众对同一标准的阐述（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
萨皮奥（Flora Sapio）的评论增加了空间维度。她将二十国集团讲话与峰会前一日《人民日报》刊发的评论文章对照阅读，认为“国内治理与国家之外的治理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并认为“一带一路”在“尚未形成公认概念框架”的情况下，正在运用既有的国家工具形成一种“已存在于国家之外的治理形式”（Sapio 2019）。这或许与第三部分关于两种表达的认识相关：答记者问的质量标准适用于党的工作体系所及的范围；二十国集团讲话则邀请其他国家的领导层接受一种高质量愿景，而在中国之外，相关标准尚未形成共识（Backer 2019）。两种表达之间的距离，或可描述为具有自身实施机制的规范体系与仍在寻求共识的叙事之间的距离。
（十）规范世界、叙事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桥梁”
运用科弗理论的论文为理解这一距离提供了概念工具。科弗认为，“规范世界是由现实与愿景之间的张力体系所构成的当下世界”，法律是“连接现实概念与所设想的另一种状态的桥梁”（转引自Backer 2022，2321）。该文将叙事理解为一种引导，即提供“增强正当性的前提（规范），并为实现这些规范而形成工具（法律、规章等）”，这些工具既可用于维护，也可用于“为改变行为提供基础”（Backer 2022，2323–24）。据此，本文所讨论的各文本或可理解为在多个层级同时建构的一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桥梁”。
“此岸”与“彼岸”。 答记者问的“此岸”是苗头性问题的状态：一哄而上、产业园闲置、算力中心重复建设（NDRC 2026）；其“彼岸”是在正确政绩观指引下的高质量发展。《意见》及其19项重大任务即为“桥梁”，而用工作论文的话说，主要矛盾是界定所需跨越距离的主导符号（Backer 2026，77）。这一“桥梁”与科弗所讨论的美国情形的区别，或许在于建构者的地位：在美国的叙事中，“具有权威的阐释群体”在多元共同体中寻求具有约束力的经典叙事（Backer 2022，2322）；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框架中，先锋队本身承担阐释权威，“根本遵循”居于经典文本的位置（NDRC 2026）。
规范的生成与规范的统一。 科弗的理论重视“规范的多元来源”，以及那些“在国家之外为自己立法”的共同体（转引自Backer 2022，2319）。运用科弗理论的论文将科弗关于社会运动所创造的“规范世界”的审慎态度，与对“作为主权性规则制定的叙事规训框架”的偏重相联系（Backer 2022，2324）。答记者问的整改整治要求或可从这一角度理解。各地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围绕新质生产力形成了各自的理解，如“量子床垫”、元宇宙旅游项目、县城智算中心等（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在科弗的意义上，这些是地方层面的规范生成，即在一个经授权的概念中写入地方性的理解。《意见》与答记者问可理解为一种规范统一的回应，即纠正偏离的理解，恢复规范的理解（NDRC 2026）。群众路线或许使这一过程得以通过说服与引导实现：报道收集地方的理解，将其归纳为“误区”，再以纠正后的形式加以反馈。
衡量与叙事引导。 运用科弗理论的论文描述了一种“从定性向定量”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无法衡量的或许就不相关”，“集体提供道德目标，技术人员制定衡量其实现程度的标准”（Backer 2022，2352）。该文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列为以衡量为基础的治理可能引导的目标之一（Backer 2022，2330–31）。这或许构成第四部分（九）关于“高质量”讨论的背景。答记者问的评价标准、分类监管方式和政绩要求，可理解为这样的衡量标准，而目标由党中央确定（NDRC 2026）。中国人民大学的发言曾指出，创新性的规范技术已嵌入纪检监察与社会信用体系（Backer 2024d）。
规范的对外投射。 运用科弗理论的论文指出，各国的叙事都会“作为范式向外投射”，国际主义与美国的类似冲动具有可比性（Backer 2022，2323–24）。该文将“一带一路”、“美国优先”和“布鲁塞尔效应”视为通过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结构协调国家行为的实例，兼具规范与叙事两个方面（Backer 2022，2340）。二十国集团讲话及其后的四大全球倡议，或可理解为中国对外表达的叙事方面：“此岸”是保护主义和处于十字路口的世界经济，“彼岸”是高质量世界经济与共同未来，“桥梁”则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Xi 2019；Parton 2026）。对外表达未能同时带出的，是在国内赋予“质量”以具体内容的规范、纠偏与衡量体系（NDRC 2026）。萨皮奥关于国家之外的治理在“尚未形成公认概念框架”的情况下推进的观察（Sapio 2019），用科弗的话说，或可描述为一种尚未具备自身规范体系的叙事。
不同规范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运用科弗理论的论文在结尾借鉴了卢曼（Niklas Luhmann）的理论：多元的规范共同体“有时以冲突的方式共存”，它们之间的“相互刺激产生共同的叙事空间”，并借此相互调适（Backer 2022，2362）。一种可能的理解是，2019年面向外部的文本与2026年面向内部的文本在侧重点上的差异，可以由此加以理解：保护主义、制裁以及能源问题的“武器化”（Xi 2019；NDRC 2026）在对内表达中表现为安全问题，答记者问对自立自强的强调可理解为通过体系自身的范畴所作的调适，这与卢曼关于“自我刺激”的理论相一致（Backer 2022，2362）。现有材料表明了两种立场，但并未说明促成其间变化的原因。
（十一）关于“内卷”的回溯性阐释与作为制度框架的监管
工作论文关于“未来重新组织过去意义的递归视域”的论述（Backer 2026，76），或有助于理解答记者问将“内卷”与《决定》相联系的做法（NDRC 2026）。较早的文本并未被改写，而是作为一种资源被重新运用，其意义部分地由当前需要所决定。用科弗的话说，这或许是一个共同体在保持经典文本的同时进行再阐释的方式，而“自我指涉的模仿”使经典文本能够在表面不变的情况下吸纳新的含义。
答记者问的监管思路，包括四对关系和分类施策（NDRC 2026），为“制度框架”的观点提供了具体内容。在这一框架中，“法律和法律结构是推动现代化、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生产力”（Backer 2024e，3–4）。运用科弗理论的论文将类似现象描述为叙事引导，即为实现叙事规范而形成的工具（Backer 2022，2323–24）。关于中国宪法制度“不仅着眼于治理，更着眼于以明确方式引导人民群众实现转变”的观点（Backer 2024e，4），用该文的语言，或可描述为一种主要作为“桥梁”而建构的规范体系。
（十二）限度：话语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本文的分析受到工作论文所提出的限度的约束：这些文本处于抽象理论和制度部署的层次，“文件所证明的是官方表意的结构，而非制度现实的状态”（Backer 2026，91）。关于偏差的材料来自党的新闻媒体与政府部门，主要是《光明日报》调研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说明，而非独立观察。如工作论文所指出，在此类材料中，“标准生成了似乎证实标准的证据”（Backer 2026，91）。面向外部的表达也有其限度：二十国集团讲话是面向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各方表达意愿，其效果如“帝国问题工作组”的评论所言，取决于能否说服“其他领导核心”（Backer 2019）。
（十三）本部分的初步认识
在元制度、认知与规范的框架中，答记者问可理解为现代化生活世界在单一政策文本和单一表达层面运作的一个实例。或许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 它可理解为一个面向干部、群众和外国受众等多重受众的表达体系中的受托阐释，各种表达相互再现而不完全相同（Backer 2024b）。
2. 它似乎完成了群众路线的一个循环：《光明日报》调研收集地方经验，答记者问将其作为理论部署加以反馈（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NDRC 2026）；但这一联系属于阐释，而非有文献证明的事实。
3. 在国内层面，它提供了判断“质量”的标准和主体，而面向外部的表达对此未作规定（Backer 2019；NDRC 2026）。
4. 在科弗的意义上，它可理解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桥梁”的一部分：由单一的授权主体建构，以整改整治统一地方的理解，并向外投射一种其规范体系并未随之输出的叙事（Backer 2022；Sapio 2019）。
5. 它在实践中似乎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体系视为新质发展的对象，而在理论表述上保留管理与供给的说法（Backer 2024d；2024e）。
综上，这些理解似与工作论文的观点相一致，即现代化“既是一种政治认知方式，也是一种政策视域”，它“以引发制度回应的方式呈现现实”（Backer 2026，100）；也与运用科弗理论的论文的观点相一致，即这一视域如何成为“桥梁”、为谁而建，取决于其所依托的基础叙事（Backer 2022，2363）。
参考文献
各条目前方括号内为正文所用的“作者—年份”引注标识。条目格式采用OSCOLA规范。工作论文及《图罗法律评论》论文的页码依据本文所使用的版本，正式引用前应与最终版本核对。
一、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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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 Central Committee 2024b]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Communiqué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nhua, 18 July 2024)
[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2024] 光明日报调研组 [Guangming Daily Research Team], '【大调研，我们在行动】向新向优，向未来！——发展新质生产力大调研' [Toward the New, Toward Excellence, Toward the Future! A Big Survey on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uangming Daily (Beijing, 6 August 2024) 1
[NDRC 2026]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答记者问' [A Responsible Official of the NDRC Answers Reporters' Questions on the Opinions on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partment of High Technology, 9 October 2026) <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610/t20261009_1408037.html> accessed 13 October 2026
[Xi 2019] Xi Jinping, '携手共进，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和贸易问题的发言'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High-Quality World Economy: Remarks on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rade at the G20 Leaders' Summit] (Osaka, 28 June 2019; Xinhua)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628/c1024-31202346.html> accessed 13 October 2026
[Xi 2024] Xi Jinping,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Explanation of the Decis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to Adv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Xinhua, 21 July 2024) <https://cpc.people.com.cn/n1/2024/0721/c64094-40282038.html> accessed 13 October 2026
二、研究文献
[Backer 2019] Backer LC, 'CPE Working Group on Empire: Part 1—Observations on Xi Jinping,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G20 Leaders' Summit on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rade Issues—"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High Quality World Economy"' (Law at the End of the Day, 1 July 2019) <https://lcbackerblog.blogspot.com/2019/07/cpe-working-group-on-empire.html> accessed 13 October 2026
[Backer 2022] Backer LC, 'Robert Cover and International Law—Narrative Nudges and Nomadic Nomos' (2022) 37 Touro L Rev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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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er 2024b] Backer LC, 'The 3rd Plenum Official Gloss—Xi Jinping: Explanation on the "Decis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Furthe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and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aw at the End of the Day, 22 July 2024) <https://lcbackerblog.blogspot.com/2024/07/the-3rd-plenum-official-gloss-xi.html> accessed 13 October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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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er 2024d] Backer LC, 'A Question 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Vanguard Party' (Remarks, Mingde Strategic Dialogue 2024,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3 September 2024) <https://lcbackerblog.blogspot.com/2024/09/text-of-remarks-question-on-chinese.html> accessed 13 October 2026
[Backer 2024e] Backer LC,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 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Remarks, 10th Asian Constitutional Law Forum,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0 December 2024)
[Backer 2026] Backer LC, '"Modernization" (现代化) and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s "Lifeworld"; Constitutionalism as the Institutionalized Phenomenology of Modernization' (Working Paper Draft, Penn State Dickinson Law, 7 August 2026)
[Parton 2026] Parton C, 'China's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Global Order' (China Observatory Explainer No 2026/18, Council on Geostrategy, October 2026) <https://www.geostrategy.org.uk> accessed 13 October 2026
[Sapio 2019] Sapio F, 'G20 in the Shadow of Belt and Road—Reflections on Xi Jinping Speech,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High-Quality World Economy"' (Law at the End of the Day, 2 July 2019) <https://lcbackerblog.blogspot.com/2019/07/cpe-working-group-on-empire-part-2.html> accessed 13 October 2026
附录：新闻稿
细读字里行间：一篇简短的部门答记者问或可揭示的中国经济思想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迪金森法学院，2026年10月
10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就新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答记者问。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篇常规的政策解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迪金森法学院W. Richard and Mary Eshelman学者、法学与国际事务教授白轲（Larry Catá Backer）在新近完成的论文中认为，这篇文本或许比表面看来更具研究价值。
论文以研读法律文本的方式解读这篇答记者问，将其中的关键提法逐一追溯至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考察这些提法在传达过程中的延续与变化。三中全会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为经济领域的重要内容。
论文指出，有些变化虽细微却值得注意。例如，“先立后破”在三中全会《决定》中是关于制度建设的原则，在答记者问中则用于强调新旧动能平稳接续，防止传统产业被过早弃置。又如，2024年《光明日报》大调研报道所记录的若干地方实践偏差，包括产业园闲置、概念炒作、算力中心重复建设等，在两年后的部署中成为对干部的明确要求。
论文还比较了对内与对外两种表达。对内，话语强调规范要求、自立自强和抓好落实；对外，从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提出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到全球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四大倡议，话语强调伙伴关系与共同未来。论文认为，将两者对照阅读，有助于理解各自的功能。
［作者引语，待白轲教授提供并确认。］
本文面向中国法律与政治研究者以及关注中国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政策研究人员，并附答记者问的注释性译文。
联系方式：［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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